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冒犯
作者：孙文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里，先锋文学主要是指一种以形式主义为旗帜、以叙事革命为轴心、彻底颠覆既有文学传统的文学样式。1986年，余华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隐约地感到摸索到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叙事形式，他称之为“虚伪的形式”，即试图通过反抗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或者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来接近生活内在真实的一种手段。这种崭新的叙事形式在引爆作家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和表现方式革命的同时，也给读者固有的传统小说阅读经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初次接触这样的先锋小说，学生们都反映“别扭”“不习惯”“似懂非懂”，也就是说，这种不一样的叙事形式在深刻地冒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感受世界的方式。而让学生品味甚至接受这种冒犯，无疑是拓展学生审美空间的一个有益尝试。下面我从叙事的结构、逻辑、语言三个方面对《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个粗浅的文本阐释，或许可资各位同仁的课堂教学。
先说叙事的结构。先锋小说的文本结构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封闭完整，往往是开放的，残缺的，重复的，并置的。它竭力突破时间的线形结构，对故事实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拆解、重组和错位，使文本和文本呈现的世界碎片化、混沌化，从而更接近生活的真相。作为余华的一个叙事试探，《十八岁出门远行》当然还未“先锋”到这种程度。但是从余华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看，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文本结构区别于传统文本结构的异质性。
莫言曾把这篇小说的结构概括为“仿梦”，并作过一番精细的分析。“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小说一开篇，就如同一个梦的开始。这个梦的中心，就是寻找旅店及其所带来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又加重了这种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愈强。“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这里的描写隐含了部分神经被抑制的感觉，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斯故事的一种改造。人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后一刻。然后，汽车出现了，非常突兀，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正合梦的特征。随即“我”搭上车。随即汽车抛锚。接下来，一群农民模样的人来抢苹果，“我”为保护司机的苹果被打得满脸开花。奇怪的是，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并且抢走了“我”的背包，最后跳上劫匪的拖拉机扬长而去。(《“残酷”的天才清醒的说梦者》)显然，这里有诸多疑团和悖谬，莫言没有解释，因为这是一个梦。梦的不确定性赋予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多种可能性，并以此瓦解者故事本身的意义。当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崭新的人生与世界的把握方式就诞生了。
由莫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仿梦结构跟传统文本的梦境描写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为例，它通篇是一个梦境，上天入地，叙事形式很虚幻，但无论是奇景还是仙人，充其量是一种抒情式的想象和夸张，自我与经验世界基本上是融合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梦”就不同了，它虽没有仙境的神奇，却充满了人间的乖谬，它的整个根基是建立在自我对经验世界的高度不信任上的。在余华看来，生活是不真实的，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的。它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才切实可信。因此，文本的叙事结构出现与经验世界的分裂或悖谬也在所难免了。
再说叙事的逻辑。传统小说的叙事一般严格遵循因果律，甲事件与乙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使采取插叙、倒叙之类的手法，也不影响事件之间的依附性。先锋小说掀起的叙事革命则试图反抗这种叙事逻辑，或者说在文本层面以非逻辑的形式反映现实世界的林林总总，制造所谓的叙事迷宫或叙事圈套。《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逻辑表现出从传统向先锋转型的某种尝试。它在结构上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也是连续的。但是细读文本。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原生态事件与叙述态事件的龃龉以及叙述态事件之间的悖谬，即余华所谓的“对常理的破坏”。他说：“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虚伪的作品》)
比如，小说中的“我”一直在寻找一家旅店，但直到小说结束。“我”才发现所谓的旅店只能是一辆遍体鳞伤的汽车的心窝。这个有悖事理的情节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努力的徒劳和生存的荒诞。心中预设的旅店没有找到，汽车却赫然走进“我”的视野，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为什么“朝我这个方向停着”，没人知道，更没人解释。小说叙事的高妙就在于用这样一个确定性(汽车出现)引发了诸多不确定性(汽车为什么出现等)，而这正是先锋小说家所理解的真实，它排斥了人类逻辑先验的组织和统治，还读者一个赤裸裸的现实状态。另外，小说中司机与那些抢苹果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巨大的谜团，作者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明确的信息。很多读者习惯于把司机与农民理解为同谋关系，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其一，“我”想搭车，司机叫“我”滚开，似乎是欲擒故纵；其二，司机热情地请“我”去车后拿苹果吃，但是又把车开得飞快，分明是不安好心；其三，汽车在上坡时突然抛锚，也有司机耍诡计之嫌；其四，农民们抢走了司机的苹果之后，司机不怒反乐，还对“我”的见义勇为哈哈大笑，甚至抢走了“我”的背包，最后跳上抢苹果农民的拖拉机扬长而去。按照常理推测。这不是一出精心炮制的双簧又是什么呢?但我们同样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司机如果真的要打“我”一顿，或者抢“我”的背包，他有必要绕这么多弯子。动用这么多看起来是同伙的农民吗?还有，司机的苹果抢来抢去，势必损失不少，他的汽车又被农民们砸坏了，这些比起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背包来，岂非得不偿失?难怪莫言说“这也是余华在这篇小说里施放的一颗烟幕弹”，它的意图与其说是在揭示现实世界的险恶，不如说是在呈现现实世界的荒谬。
最后谈谈叙事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观念的变革必然伴随着语言功能的变化。传统小说主要反映一个确定的世界，它所使用的语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同一个句式可以唤起不同人的相同理解。先锋小说则为了展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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