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



　　孔子思想渊源于西周领主制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各种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于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卷人社会大动荡的浪潮中。这些大动荡的汇合就是产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历史背景，当然也是"百家"中第一家的孔子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经济结构上领主制向地主制的急剧过渡

　　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自农业始，而农业的发展自铁制工具使用开始。当时由于冶金业的发展，出现了"恶金（铁）以铸钥、夷、斤、，试诸壤土。"①劳动者"必有一相、一铫、镰、、一锥、一，然后成为农。"②说明生产工具这时己有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春秋时期一切社会变化的起点。铁器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牛耕（孔子时，已"牛"、"犁"并提，如《论语·雍也》篇载："犁牛之子，且角。"），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以"井田制度"、力役剥削为特征的领主制的生产关系，曾经是西周战胜殷纣奴隶制度时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制度，现在已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作为大动荡第一个标志的经济结构上的变革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如前所述，西周以来的领主制封建经济是建立在有公田、私田之分的井田制剥削基础上，依靠领主榨取农奴在公田上所作的剩余劳动来实现的。西周初期，当社会生产力还没有突破件的发展时，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一些、农奴在替领主耕种公田时还会具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领主经济也还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农奴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比较兴旺的情况。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发展，到了春秋时，由于战争的频繁、军事开支的庞大，农奴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已不断加重，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农奴的牛产积极性已被挫伤，他们在被迫替领主耕种公田时都已"不肯尽力于治公田"①，领主的公田上已开始出现杂草丛生、"公田不治"②的荒芜景象，领主依靠公田上的收入所能获得的剥削利益已越来越少，领主经济的生存已发生了根本的危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剥削方式和社会经济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了。
　　又如前所说，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原来的"蓬蒿藜藿"③之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①之野，也都逐渐得到了垦辟。尽管垦辟出来的耕地还不可能归农奴所有，但农奴在自己的百亩私田之外肯定还是能够或多或少地开辟出一点自己占用的荒地来的。同时，人口也在不断增长，齐、晋等大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自不必言，就连小小的卫国到了春秋末年时人口已多得竟连孔子也要发出"庶矣哉！"②的感叹了。人口的增多，土地与人民相比，竟已形成了"土地小狭，民人众"③的不平衡状态。人多地少这就势必要影响到西周以来计口授田制的实施。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多，一方面是"各私百亩"的土地分配方式已满足不了农奴的需要，农奴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和自由支配私田的欲望己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公田上有限的剥削收入更是难以满足领主阶级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领主开拓疆土、扩张领地、掠夺财富、增加剥削收入的贪欲已越来越强烈，领主之间争夺领地的战争也越来越频繁、越演越激烈。
　　①《国语·齐语》。
　　②《管子·轻重乙》。
　　①《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②《国语·晋语》③《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左传·襄公三十年》。
　　②《论语·子路》。
　　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领主之间争夺领地的情况，从大的方面来看，有诸侯国之间和不同部族之间的互相吞并。如"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④；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⑤；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⑥；秦穆公灭国十二，开地千里⑦。这些曾在春秋时一度争得霸权的强大诸侯国，都是依靠战争来扩张自己的领地，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的。从小的方面来看，大小领主之间不断发生的争田事例则更多。如"郑伯伐许，取任、泠敦田"①（郑伯攻打许国，夺取了任、泠敦地方的田）。晋"至与周争田"（晋国的至和周天子争夺地的田）②。"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③（周朝的甘地人和晋国的阎嘉争夺阎的田）。"晋邢侯与雍子争田"④（晋国的邢侯和雍子争夺地的田）。
　　这些大小领主诉诸武力，虽然夺得了土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增加了自己的耕地面积和剥削收入，但频繁的战争却破坏了农奴自给自足、相对安定的经济生活。"王事靡，不能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大，易其有极"⑤。没有休止的兵役徭役，过多地侵占了农奴的必要劳动时间，农奴的生活已经没有保障。"民三其力，二入于公"⑥（老百姓的力量如分成三份，却有二份归于公家）。领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已经造成了老人们挨冻挨饿、众百姓痛苦疾病的凄惨局面，农奴已经完全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于是，"逝将去女，适彼乐土"⑦，逃离家园，希图去他乡寻得乐土者有之，为盗贼"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⑧有之。西周以来的领主经济和作为它的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度到了这时，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在这种干戈纷扰的战乱年代，人大小小的领主无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地，还是为了掠夺别人的上地，都必须竭尽全力来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改变当时己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助耕公田、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不变革当时的社会经济也不可能当然，社会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有其自身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的。春秋时期，剥削方式首亢发生变化的，当是出现在春秋初期管仲相齐桓公，在齐国实施改革之际。《管子·乘马》说："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国语·齐语》说："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是说管仲相齐桓公时井田制在齐同依然是存在的。不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当时的农奴已有余力在自己的私田之外再垦辟出一点荒地来，加上农奴在经营自己的私田时又具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农奴私田上的④⑤《韩非子·有度》。
　　⑥《韩非子·非难》。
　　⑦司马迁《史记·秦本记》。
　　①《左传·成公四年》。
　　②《左传·成公十一年》。
　　③《左传·昭公九年》。
　　④《左传·昭公十四年》。
　　⑤《诗·唐风·鸨羽》。
　　⑥《左传·昭公三年》。
　　⑦《诗·魏风·硕鼠》。
　　⑧《墨子·明鬼》。
　　收获已在逐渐增多。与此相反，由于农奴"不肯尽力于治公田"，领主在公田上所获得的剥削利益却越来越少，但要领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取消公田，切断自己传统的剥削来源，显然又不可能。那么怎样才能增加领主的剥削收入呢？管仲相齐桓公，在齐国实施"相地而哀证"①、"案亩而税"②之制，可以说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相地而衰证"和"案亩而税"，即是一种由领主按农奴所耕种的私田（包括私田之外开垦出来的土地）的土质好坏和面积大小来征收一定的实物的剥削方式，也即是一种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这样，领主既可以使农奴"服于公田农耕"，获得一份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剥削收入，又可以在农奴的私田上征收一定的实物，获得一份实物地租的剥削收入；有了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两种剥削，领主的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当然，这种两重剥削和当时齐国的政局还较稳定、农业生产还能得到正常发展的情况，也还是较能适应的。不然，齐国在当时又怎能富国强兵去争夺霸权呢？不过，随着实物地租的出现，井田制的必然崩溃，劳役地租必然要被实物地租所取代，领主经济必然要转变为地主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了。实物地租在齐国的出现即已标志着齐国的领主经济在开始向地主经济转变。如果说管仲在当时有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①的功劳的话，那么，管仲在促进当时的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起的先驱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
　　继齐国的剥削方式发生变化之后，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鲁国也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所谓"初税亩"，正如杜预②所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③这就是说，鲁国"税亩"之前行的是公田法（即"井田制"），是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税亩"之后，公田并没有取消，井田制也没有废除。这个"履亩而税"实是指除去公田之外，领主还要再对农奴所耕种的面积已扩大、产量已增加的私田，一律按其实际亩积来征取一定的实物税，实质上也即是一种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可见，鲁国"履亩而税"的"初税亩"和齐国的"相地而衰征"一样，都是一种除去公田上的劳役地租收入之外，还要在农奴的私田上征取一份实物地租的两重剥削。
　　除了地租形态已在相继发生变化外，各诸侯国的军赋制度也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初税亩"五年之后，鲁国即实施了"作丘甲"制。据《左传·成公元年》记载、鲁"作丘甲"，是"为齐难故"。杜预庄说："前年鲁乞师于楚，欲以伐齐，楚师不出，故惧而作丘甲。"可见，鲁的"作丘甲"完全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是为了扩大兵源。甲，即指甲兵──战士；"作丘甲"，即以丘为单位征发一定数量的人去当兵。按周制"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①，每甸规定出"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②共七十五人计算，则每丘大约要出甲兵十八人左右。每丘既需出兵当然也还得承担相应的军赋负①《国语·齐语》。
　　②《管子·大国》。
　　①《论语·宪问》。
　　②杜预（222-284），西晋人。曾任镇南大将军，以军功封侯。撰有《春秋左氏传集解》等。③《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注。
　　①《周礼·小司徒》。
　　②《汉书·刑法志》。
　　担，即按周制每丘出的军赋应为"戎马一匹，牛三头"③。由此看来，所谓的"作丘甲"也就是"作丘赋"，即以丘为单位征发军赋。然而，这种不断加重的税、赋负担，还是满足不了日趋衰落的领主贵族的剥削贪欲和当时的战争需要。公元前483年，鲁国所实施的"田赋"之制，又在原已"作丘赋"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倍的剥削。
　　随着春秋时代各国的地租形态和军赋制度的相继变革，井田制已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井田制的彻底崩溃已是迫在眉睫。
　　促使井田制走向崩溃的，除有上述种种因素之外，春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西周的领主制封建经济，是建筑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纯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分工，"士、农、工、商四民"已成为"国之柱石之民"①。西周以来的"处工就官府"①、"工商食官"③的官营工商业春秋时虽然还存在，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④的独立手工业队伍已在日益壮大，新兴的商人势力更是不可低估。矫命犒秦师以解郑国之难的弦高是商人⑤；辅佐齐桓公取得霸权的管仲和鲍叔原先也是商人⑥；绛（晋都）的富商，已"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⑦；春秋未年越国的范蠢帮助越王勾践洗雪会稽之耻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了名扬天下的陶朱公⑧；孔子的弟子子贡"废著鬻财（贱买贵卖）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市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⑨。这些富商大贾不仅具有很高的货殖本领，而且在政治舞台上也很活跃。商人的势力已很强盛。除了这些富商大贾之外，"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①的中小商人更是不可计数。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洛阳、临淄、定陶等城市都变成了当时人口众多、商业兴隆的通都大邑。由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②，"卖浆，小业也"，也能获得千万之利③。于是，农村人口开始流向城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市兴焉"④。随着商业的发展，买卖的盛行，金钱刀布等金属货币的使用流通也逐渐广泛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自由买卖的现象开始出现。商人们"以末（商）致财，用本（农）守之"⑤，向领主或农民购买土地，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不同于世袭领主的新兴的地主了。还有一股有财力购买土地的新兴力量，就是因立有军功而得到赏赐提升做官的庶人（庶人原来的身份是农奴，前已阐明，兹不再述）。春秋时频繁的战争，既使无数从征入伍的庶人背井离乡，死于非命，但也给一小部分侥幸生存。立有军功的庶人提供了一个改③《汉书·刑法志》。
　　①《管子·小匡》。
　　③《同语·晋语》。
　　④《论语·子张》。
　　⑤《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⑥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⑦《同语·晋语》。
　　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变农奴身份、升官发财的机会。春秋末年晋国的赵简子在攻打范氏、中行氏时就已明确规定："克敌者，上大大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杜预注：得遂进仕），人臣隶国免。"⑥庶人立有军功可以"得遂迸仕"，提升做官，这和《孟子·万章下》所载"下仕与庶人，在官者同禄"说法是一致的。士立有军功能得十万赏田，当了官的庶人立了军功其所得赏田的数量肯定也是下会少的。立了军功、当了官的庶人有自己的俸禄，有自己的财源，他们当然也可以去购买土地；《汉书·食货志》说"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这即使可能有些夸大，但到了春秋末年，已有一小部分有田地钱财的富裕庶人出现，这一点当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富裕的庶人除从事商业等致富外，很多可能是立有军功而当官致富者，他们的身份既不同于领主，更不同于依附于领主的农奴，他们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从实物地租剥削方式的出现（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封建领主和依附它的衣奴，彼此都在向地主和农民的方向转化。当然，井田制的彻底废除，土地买卖成为一种明确的制度，以及山此形成的全国范围的上地私有制，则是到了秦统一之后，"令黔首自实田"，才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的。
　　"井田制度"是宗法领主封建制的经济结构中的第一块"基石"；"基石"坍陷，它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即领主制的全部上层建筑大厦，必然随之倾圮。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孔子"生逢其时"，一方面他企图恢复西周文、武、周公之"治"去附挡动荡变革的必然趋势，其保守倾向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孔子要求减轻人民负担和"泛爱众，而亲仁"的人民性、进步性倾向也很强烈。这种"二重性"的矛盾是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家常常具有的普遍性格。

　　（二）政治结构上王权衰落和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

　　春秋时期在政治结构上的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政权的实际控制逐级旁落下移。东周以后，王室衰微，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徒拥虚名。大国争霸，"礼乐证伐自诸侯出"。在列国则世卿握权柄，甚至"陪臣执国命"。应该说，春秋时的政治结构既有其继承西周的历史延续性一面，又有其自身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同于西周的一面。其继承西周的历史延续性主要表现为：春秋时的天子仍然是西周天子的嫡长后裔，春秋时的诸侯国仍是由西周的分封制度所建立发展而来的，春秋时的卿大夫有不少也还继续保持着西周以来的世袭地位，西周时由王（天子）、诸侯、卿大夫、土逐级形成的贵族领主等级制也还基本保留着。但由于春秋时的工权已经衰落①，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号令诸侯的所谓"天下共主"的权力，政治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不同于西周的重大变化。这种不同于西周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西周时是"礼乐证伐自天子出"，天子对诸侯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成王"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②，夷王"烹齐哀公于鼎"③，宣王立鲁懿公、鲁孝公④等，都是王命一出，不容违犯的。春秋时的天子非但已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诸侯的欺凌。如郑庄公大败王师⑤，晋文公召周襄王会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①的中小商人更是不可计数。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洛阳、临淄、定陶等城市都变成了当时人口众多、商业兴隆的通都大邑。由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②，"卖浆，小业也"，也能获得千万之利③。于是，农村人口开始流向城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市兴焉"④。随着商业的发展，买卖的盛行，金钱刀布等金属货币的使用流通也逐渐广泛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自由买卖的现象开始出现。商人们"以末（商）致财，用本（农）守之"⑤，向领主或农民购买土地，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不同于世袭领主的新兴的地主了。还有一股有财力购买土地的新兴力量，就是因立有军功而得到赏赐提升做官的庶人（庶人原来的身份是农奴，前已阐明，兹不再述）。春秋时频繁的战争，既使无数从征入伍的庶人背井离乡，死于非命，但也给一小部分侥幸生存。立有军功的庶人提供了一个改变农奴身份、升官发财的机会。春秋末年晋国的赵简子在攻打范氏、中行氏时就已明确规定："克敌者，上大大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杜预注：得遂进仕），人臣①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春秋开始），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②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③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纪年》云：'（夷王上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④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⑤《左传·桓公五年》。
　　①《管子·小匡》。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④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⑤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隶国免。"⑥庶人立有军功可以"得遂迸仕"，提升做官，这和《孟子·万章下》所载"下仕与庶人，在官者同禄"说法是一致的。士立有军功能得十万赏田，当了官的庶人立了军功其所得赏田的数量肯定也是下会少的。立了军功、当了官的庶人有自己的俸禄，有自己的财源，他们当然也可以去购买土地；《汉书·食货志》说"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这即使可能有些夸大，但到了春秋末年，已有一小部分有田地钱财的富裕庶人出现，这一点当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富裕的庶人除从事商业等致富外，很多可能是立有军功而当官致富者，他们的身份既不同于领主，更不同于依附于领主的农奴，他们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从实物地租剥削方式的出现（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封建领主和依附它的衣奴，彼此都在向地主和农民的方向转化。当然，井田制的彻底废除，土地买卖成为一种明确的制度，以及山此形成的全国范围的上地私有制，则是到了秦统一之后，"令黔首自实田"，才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的。
　　"井田制度"是宗法领主封建制的经济结构中的第一块"基石"；"基石"坍陷，它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即领主制的全部上层建筑大厦，必然随之倾圮。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总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孔子"生逢其时"，一方面他企图恢复西周文、武、周公之"治"去附挡动荡变革的必然趋势，其保守倾向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孔子要求减轻人民负担和"泛爱众，而亲仁"的人民性、进步性倾向也很强烈。这种"二重性"的矛盾是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家常常具有的普遍性格。
　　⑥《左传·哀公二年》。

　　（二）政治结构上王权衰落和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

　　春秋时期在政治结构上的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政权的实际控制逐级旁落下移。东周以后，王室衰微，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徒拥虚名。大国争霸，"礼乐证伐自诸侯出"。在列国则世卿握权柄，甚至"陪臣执国命"。应该说，春秋时的政治结构既有其继承西周的历史延续性一面，又有其自身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同于西周的一面。其继承西周的历史延续性主要表现为：春秋时的天子仍然是西周天子的嫡长后裔，春秋时的诸侯国仍是由西周的分封制度所建立发展而来的，春秋时的卿大夫有不少也还继续保持着西周以来的世袭地位，西周时由王（天子）、诸侯、卿大夫、土逐级形成的贵族领主等级制也还基本保留着。但由于春秋时的工权已经衰落①，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天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号令诸侯的所谓"天下共主"的权力，政治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不同于西周的重大变化。这种不同于西周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西周时是"礼乐证伐自天子出"，天子对诸侯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成王"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②，夷王"烹齐哀公于鼎"③，宣王立鲁懿公、鲁孝公④等，都是王命一出，不容违犯的。春秋时的天子非但已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诸侯的欺凌。如郑庄公大败王师⑤，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践土①，楚庄王问周鼎轻重，意欲取代周室②等等。天子驾驭不了诸侯，诸侯也就闹割据独立。结果，充斥整个春秋时期的便是诸侯争霸、强国吞弱、大小领主争夺土地、攻伐不休、一片混乱的封建割据局面。
　　不仅诸侯向天子闹独立，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效法诸侯，占据着自己的采邑领地向诸侯闹独立。如郑之共叔段占据自己的采邑领地京邑，"缮甲兵，具卒乘"③，欲攻郑庄公；卫之孙林父占据采邑领地戚而叛卫④；晋赵秧"入于晋阳以叛"，"晋荀寅、士吉射人于朝歌以叛"⑤；鲁之"三桓"各自占据着采邑领地费、、成向鲁君闹独立等。由于西周以来卿大夫世代相传的世卿制度，诸侯国内的权力实际①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春秋开始），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②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③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纪年》云：'（夷王上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④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⑤《左传·桓公五年》。
　　①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②《左传·宣公三年》。
　　③《左传。隐公元年》。
　　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⑤《左传·定公十三年》。
　　上己掌握在一些世袭卿大夫手里。如卫之孙氏、宁氏，鲁之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齐之国氏、高氏、崔氏、陈氏，晋之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都是春秋时有名的威慑其主的强宗世卿。卿大夫向诸侯闹独立，卿大夫手下的家臣（相当于士一级）也在利用替卿大夫管理采邑领地的机会伺机向卿大夫闹独立。晋国范氏的家臣佛占据中牟以抗击晋国的权卿赵简子⑥，鲁国叔孙氏的家臣侯犯占据邑而叛叔孙氏⑦，季孙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而叛季氏①，这些都足以说明春秋时卿大夫的家臣也确已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割据势力；其中力量强大的不仅完全控制着卿大夫采邑领地内的权力，而且还能越过卿大大去干预国政，如鲁国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就在鲁国成了"陪臣执国命"②局面的强大的家臣割据势力。
　　王驾驭不了诸侯，诸侯控制不了卿大夫，卿大夫管不了自己的家臣（士）；"礼乐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不复可见了，王、诸侯、卿大夫、士层层相压的原来的贵族领主等级制度发生动摇了；这就是春秋时继承了西周但又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同于西周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的产生表面上看是世袭贵族本身的腐朽昏庸，更重要的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冲击波"使建立在血缘脐带基础上的宗法制度的维系作用减弱。周王朝本来的政治结构是个金字塔式的贵族领主的专政，其组织原则、维系纽带就是代表全部宗法制度和宗法规念的"周礼"。依周礼的规定，各级领主都在经济上、政治上亨有极大的自主权，在封地之内就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经济上，此疆尔界，不容混淆，周天子的自接收入也只是来自内；政治上，世卿家臣只效忠于直接上级领主（这一点和西欧中世纪完全相似）；军事上，各拥有兵车甲士，不经直接领主同意，上级贵族领主无权直接调动。这种割据状态必然造成诸侯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需求和剥削量之间差距愈来愈大的情况下，领主问互相以武力兼并也就不可避免，"春秋无义战"之说即指此而言。"兼并"是一种依据"尚力"原则的竞赛，在"尚力"原则面前的"平等"必然打破原来"尚礼"原则（即宗法等级制）上的不平等，旧贵族的没落和新贵族的兴起造成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①的现象。尽管当时和后世的儒家"君子"们不断对各级贵族发出"非礼也"的"忠告"和"谴责"，而"违礼"的现象毕竟愈来愈多，以至达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程度。以经济结构改变为驱动力的历史车轮总是在既推动政治结构的改变，又辗平一切政治障碍的摇摆颠簸中滚滚向前。春秋时期社会大动荡中所体现的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开辟着自己的前进道路。故春秋时期的大动乱是这个前进道路上的必然现象，其实质是孔子所不了解的，因而不断碰壁。
　　⑥《论语·阳货》。
　　⑦《左传·宣公十年》。
　　①《论语·阳货》。
　　②司马迁《史记·周公世家》。
　　①《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史墨语。

　　（三）思想意识上某些传统观念在动摇和某些新思潮在萌芽

　　春秋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结构上的急剧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得不出现某些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和某些新思潮开始萌芽的变化情况，这种情况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以下略举数例说明这种变化情况。
　　第一，"天"和"天命"观念的变化
　　在传统的大神崇拜的宗教观念方面，周人和殷人有其共问之点，即都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无可置辩的最高权威性的根据是来自"天命"，即"王权"必须靠"神权"作保证。所不同而前进了一大步的是周人引进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认为统治者"敬德"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尽人事"与"听大命"可以相互补充。正因为如此，如果"王"在人事上失德，就会直接引起民众对"天"（"天命"）的不满，所以表现在反映周人感情的《诗经》上有各种"恨天"、"怨天"、"骂天"的诗篇。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期更为突出，春秋时期人民对"天"和"天命"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变为更敢于恨、敢于怨、敢于骂了。关于"天"和"天命"这一变化，使人开始摆脱了宗教神灵之"天"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人们才能较自由地进行理性思考，才有可能形成区别于宗教神学的重"人道"的思想体系。郑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即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孔子思想正是中国古代最早较系统、较深刻地研究"人道"的大学问，这个传统经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不断倡导，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后，任何以有人格化的至上神为核心要义，宣传"于国"、"彼岸"的外来宗教思想体系，都不能在中国长久地占据统治地位，而最终被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所汲取、消融，其故在此。
　　第二，"礼"观念的变化
　　春秋时期，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也开始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对"礼"的解释和应用上。周礼本是西周以来关于政治、伦理、道德的总称，"礼"在开始时总是和"敬天"、"祭祖"的宗教仪式相混，而春秋时期开始了"礼"、"仪"分开的观念。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今在家（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这篇大议论明确区分了"礼"与"仪"，意义十分深远。孔子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①正是此意。只有这样把"礼"与"仪"区分开来，才更能使"礼"具有政治含义，成为一个政治范畴，并与"仁"相结合而表现为"仁"的形式。
　　①《论语·阳货》。
　　第三，君臣观念的变化
　　在传统的宗法政治道德观念中，君父对臣子的统治是天然合理的，其隶属关系是不可更动的。对这一点，春秋时期已有人进行了"修正"，如《国语·鲁语上》载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成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载的史墨的一段议论：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以上三个国君的"下场"都"不妙"，一个被"杀"，被认为是自己之过；一个被"出"，被认为是应该；一个死在他乡，没人可怜。里革、师旷、史墨这些人的君臣观念显然已开始摆脱传统的宗法观念，把"君"看成一国的政治代表，另立了一个评判君臣关系的是非标准。这一君臣传统观念的变化，后来为盂子所吸收，并发展为"君轻民贵"思想；但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孔子一贯坚持的"忠君尊王"思想的实质，这在他请讨代杀君的陈恒事件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详见本书第二章之七：《"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三）<关于陈恒杀君、孔子请讨问题>》节）。这正是历代王朝为此尊崇他的要害所在。
　　第四，人才标准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新思潮的萌芽还突出地表现在用人标准和人生价值观上。如晋大夫赵衰向晋文公推荐的标准是"德"与"义"①。张老荐魏绎的标准是"智"、"仁"、"勇"、"学"。其他还有"仁"、"礼"、"勇"之说①，"信"、"智"、"勇"之说②，"德"、"正"、"直"、"仁"之说③，"文"、"忠"、"信"、"仁"之说④。所有这些议论都从"人"本身的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品格来着眼，这种关于"才"的标准当然突破了传统的以血缘亲疏关系论人的旧观念。至于穆叔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之说⑤民，则更是一种较新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孔子的尚贤观念和道德思想。综观孔子思想的形成，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渊源：其主要渊源是来自西周时代；第二个渊源是来自春秋时代；第三个渊源是来自尧舜时代（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有所论述）。由于有上述三个渊源，孔子才有可能以理论的形式，形成了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中国古代的仁的人生哲学。张老荐魏绎的标准是"智"、"仁"、"勇"、"学"。其他还有"仁"、"礼"、"勇"之说①，"信"、"智"、"勇"之说②，"德"、"正"、"直"、"仁"之说③，"文"、"忠"、"信"、"仁"之说④。
　　所有这些议论都从"人"本身的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品格来着眼，这种关于"才"的标准当然突破了传统的以血缘亲疏关系论人的旧观念。至于穆叔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之说⑤民，则更是一种较新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孔子的尚贤观念和道德思想。综观孔子思想的形成，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渊源：其主要渊源是来自西周时代；第二个渊源是来自春秋时代；第三个渊源是来自尧舜时代（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章中有所论述）。由于有上述三个渊源，孔子才有可能以理论的形式，形成了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中国古代的仁的人生哲学。
　　①《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①《国语·周语中》。
　　②《左传·成公十七年》。
　　③《左传·襄公七年》。
　　④《国语·周语下》。
　　⑤《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①《国语·周语中》。
　　②《左传·成公十七年》。
　　③《左传·襄公七年》。
　　④《国语·周语下》。
　　⑤《左传·襄公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