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军队的后勤 　　后勤是战争时期军队的命脉。孙武在其兵法著作中，还对战时军队的后勤工作提出过很好的见解。他论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这里的辎重，主要是指随军运载的武器装备；粮食，是供将士每天食用的谷物；委积，是指衣服、牲口饲料等各种物资。军队没有这些东西，军心动摇而无法作战，必然遭到覆亡的结果。可知军队后勤工作的好坏，乃军队出征作战胜败的关键之一。关于如何做好军队的后勤工作，孙子从武器的供给、人员的补充和粮食的运输等三方面作了阐述。 　　（一）　武器的供给 　　军队的武器装备在出发上前线时，孙武主张，必须"取用于国"（《作战篇》）。春秋时代，各国的兵器一般都集中存放于兵库中，到作战时才授予将士。如公元前712 年，郑将伐许，就"授兵于大宫"（《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郑国发生火灾，为加强守备，防止别国乘火打劫，"子产授兵登陴"（《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的"授兵"，都是指授予将士包括战车在内的各种兵器。当时兵库中的武器，是由井田制下的农民交纳军赋，并由国家的武器工场监督工匠制作的。 　　将士在兵库中取到武器后，上前线与敌人交战，应该尽量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取敌之利"，以补充自己武器的损耗与不足。为此，孙武主张必须建立制度，奖赏那些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的战士。如"车战，得车十乘已（以）上，赏其先得者。"夺得了敌人的战车，只要"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作战篇》），即把敌人战车上的旗帜换成我军的旗帜，并将其混杂编制在我军的战车中，我军的将士乘在上面，敌车就能为我军所用了。夺得敌人的战车是这样，夺得敌人的其他武器，则不用"更其旌旗"，不用混"杂"编队，只要掌握在我军战士手中，便立刻可以为我军所用。这样，我军在作战中，就不需要从后方运送补充武器，而可以从敌人那里源源不断地夺取武器到我军手中，以加强我军的装备，提高我军的战斗力量。孙武认为，在战争中夺取敌人武器来装备自己，是一种"胜敌而益强"的有效方法。 　　孙武关于"取敌之利"，夺取敌军武器来装备自己，以致"胜敌而益强"的思想，千百年来给后人以巨大的启发。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使自己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应该说，孙子的''取敌之利"、"胜敌而益强"的思想，在这里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二）　人员的补充 　　军队在战争中会有伤亡和散佚，需要不断地给予增援和补充，才能继续作战。当时的士兵，是根据户籍的壮丁数。征发其中的一部分去服兵役而调集来的。孙武认为在战争中征发人民服兵役的次数应该尽量少些，以免过多地困扰人民。他指出"役不再籍"（《作战篇》），即一次战争征发一次兵役，不要再向人民按户籍征发第二次。那末，前线的兵员不够了怎么办呢？孙武认为可以就地补充，特别是可以对俘虏来的敌"卒善而养之"（同上）。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这样，敌卒为我军宽待俘虏的精诚所感动，愿意为我军效力，就可编人我军的战士行列，成为我军的一员。与夺敌之武器为我军所用一样，优待俘虏，教育、感化之，使其成为我军的战士，以补充我军的兵源，也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应该指出，孙武关于在战争中对俘虏的敌"卒善而养之"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相当积极的进步意义的。春秋时代各国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大多将其罚作下贱的奴仆，或者以"献俘"的方式，作为祭祀上帝神灵的"人牲"，将其杀死。如春秋末年，"吴人代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所谓"阍"，是受过刑的守门的奴仆。越俘不甘凌辱，当吴君余祭来观舟时，"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像吴国这样对待俘虏，只能成为累赘，造成祸害，削弱自己的力量。公元前532 年，鲁伐莒，抓获了一批俘虏。于是，鲁人就"献俘，始用人于毫社"（《左传·昭公十年》）。所谓"用人"，就是杀人作为祭神的牺牲。这样的杀俘祭神，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做法。相形之下，孙武主张对俘虏要"善而养之"，将他们补充到我军中来，以加强我军的力量，这与杀俘或以俘为奴的做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对俘虏"善而养之"为我所用的主张，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影响。 　　汉末曹操进击黄中军，"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1946-1949 年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俘虏到国民党军的士兵，一般都发给路费遣送回家，有病的还给予治疗，在交谈的过程中晓以大义，真诚相待。不少国民党军士兵为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毅然参加解放军。敌军俘虏的投诚反戈，是解放军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历史证明，孙武的"善养"俘虏的思想是正确的，易于取得成功的。 　　（三）　粮食的运输 　　对于军队粮食的供应，孙武一向十分重视。在《军争篇》中，他强调"（军）无粮食则亡"；又提出"以饱待饥"，是"治力"而制胜敌人的良法。在《行军篇》中，他认为军队应该"养生而处实"，即驻扎在粮草丰富、便于生活的地方。在《火攻篇》中，他提出火攻的五法，其中"火积"、"火辎"、"火库"、"火队（隧）"四法，其主要目标都是烧毁敌人的粮食积累及其运粮通道。在《九地篇》中，他又重申："重地吾将继其食"，深入敌境一定要设法继续其粮食的供给。足见粮食是军队的生命，是丝毫也马虎不得的。可是，军队作战时粮食的运输，一直是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孙子·作战篇》中就指出"国家因用兵而贫困，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百姓疲于奔波，财穷力竭。靠近军队的地方因军需量大而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必然使百姓财物枯竭，百姓财物枯竭则军赋也难于征集。力屈财殚，国内家家空虚。百姓的财物，十去其七；公家的资财，由于车破马疲，各种攻守武器和防护器具的折腾，牛拉辎重大车的损耗，也十去其六。"孙武深深体察到远道运输之苦，因而他主张战争时"粮不三载".即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后方把粮食载运到前线。他认为在敌国作战的军队，应该"困粮于敌"，即从敌国夺取粮食来给我军食用。孙子特别强调军队吃敌人粮食的作用，他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牲口饲料）一石，当吾二十石。"（同上）吃敌人的粮食，用敌人的饲料，何以能有20 倍的功效？显然，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减少我方粮食、饲料的耗费，免去长途运输的劳苦，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把敌人的粮食、饲料夺取过来，就可以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动摇其军心，使敌军难以为继。可见"务食于敌"，不失为军事后勤的良策。 　　春秋时代各国交战，军队士兵所需的粮食一般都由自己筹集，随军携带。公元前615 年秦晋交战，晋卿赵穿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左传·文公十二年》）可知晋军的粮食是扎成包裹，由士兵带在身边的。公元前565年楚国伐郑，郑国朝廷内为从楚还是从晋而争论不休。子展曰："楚师辽远，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何患焉？"（《左传·襄公十八年》）显然，楚师也是自带粮食，粮食吃尽便只好退兵回去。当时战争有掠夺对方粮食的。如公元前720 年，郑国与周室发生矛盾。"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左传·隐公三年》）公元前478 年楚伐陈，使武城尹"帅师取陈麦"（《左传·哀公十七年》）。但夺取敌人的粮食供军队食用，使军队继续前进的，还很少见。孙子关于"困粮于敌"、"务食于敌"的思想，是他对军队后勤工作的创造性发展。而且他还把这种理论，立即付之实践。在公元前506 年孙武亲自指挥的代楚战争中，吴军曾夺取了楚人的食物，"食而从之"（《左传·定公四年》）。吃饱了从楚人那里夺来的食物，吴军继续追击，很快就攻人了楚都郢。 　　"务食于敌"这个解决军队粮食供应的策略，对后世也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说："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梦溪笔谈·官政一》）他还为长途运粮的耗费与劳苦，作过详细的计算与描述。这是对孙子"因根于敌"思想的肯定与阐发。日本的侵华战争，并不从本土后方运送粮食，也是"困粮于敌"，在中国大陆夺取粮食充作日军的军粮。这样，就使日军在中国能支持较长的时间。一般说来，"因粮于敌"的策略，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但是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如能"因粮于敌"，就会加快自己向敌方推进的速度，削弱敌方坚持作战的力量，从而早日完成全国统一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孙武的这个策略就是进步和有益的。 　　总之，孙武关于军队在战争中后勤工作的论述：武器的供给，主张在"取用于国"的基础上夺取敌人的武器；人员的补充，主张在国内按户籍征兵的基础上善养敌人的俘虏；粮食的运输，主张在国内运出一批粮食后就"因粮于敌"。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策略，证明孙武对军队的后勤工作，不是消极的、保守的以征调国内人民为主要目标，而是面向敌方，从敌人那里要物资、要粮食、要兵员。孙武为军队的后勤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后世战争中军队的后勤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是应该很好地予以总结和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