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观 　　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司马迁的新思想、新观点发表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对思想控制的时候，实在难能可贵，是值得认真清理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 　　司马迁创作的经济史传有两篇。其一，《平准书》，概述从汉初到武帝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重点评述汉武帝的平准、均输政策，故名《平准书》。其二，《货殖列传》，主人公是商人，故以货殖命名。货指财富，殖言增长，也就是如何增长财富。《货殖列传》通篇记载那些使财富增长的商人的言论和行事，用以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富。 　　从《史记》的笔法义例看，《平准》《货殖》是异军突起，与全书其他篇目迥然不同。《货殖列传》夹叙夹议，以论为主，篇中所述货殖三十人仅仅是作为议论的例证，有别于其他人物列传。《平准书》侧重评述汉武帝时期争利政策所导致的经济衰败，有别于八书贯通古今的其他篇目。这两篇是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充实起来的经济史论，也可称之为经济史传，有史有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司马迁的首创。从此以后，正史里面才有记载社会经济的篇目。值得注意的是，尔后正史中的《食货志》和《货殖列传》等经济史专篇，虽然在记述的内容上有扩大，但理论体系和思想高度没有一个越过司马迁的。即此一端，司马迁首创的这两篇经济史传，在中国正史系统中可堪称空前绝后的奇作。 　　在《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编目悬远，是团体例不同，而内容却是互文相补，不可分割的表里之文。《平准书》指陈时弊，寓意讥刺，赞语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一个"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的问题，以古喻今，讥刺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下降运动。《货殖列传》则以文景时期"因之"的政策为背景，追叙春秋战国以来至当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运动。两种背景，相反相成，形成鲜明对照。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以及与桑弘羊的分歧也在鲜明的对照之中，清晰地表达出来。 　　桑弘羊出生贾人之子，官至御史大夫，他是西汉著名的理财家，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都出自桑弘羊之手。汉武帝长期大规模的外征内作，全靠桑弘羊"事析秋毫"的理财来支撑。司马迁承认桑弘羊是一个称职的理财家。《平准书》记载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结尾却借卜式语云："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司马迁不赞成国家垄断经济的政策，而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市场经济④，所以《货殖列传》对商人活动，热情歌颂，总结治生之术。一个是专事聚敛，一个是发展生产，这就是桑弘羊与司马迁两人经济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平准均输，说到底，是国家用剪④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它离不开垄断。因此桑弘羊把富商大贾及盐铁之家，称为"并兼之徒"，主张以"王法禁之"①，这与《货殖列传》的颂扬形成鲜明对比。 　　桑弘羊对司马迁十分推重，称司马迁为司马子。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桑弘羊在辩论中多次引用《货殖列传》来为推行平准均输等政策作辩护，称"司马子言"。这说明桑弘羊非常赞赏司马迁总结的经济理论。但司马迁却鄙视桑弘羊为"兴利之臣"，不为他作传。桑弘羊作为国家大臣，受命理财，他要竭其所能为现政权服务，所以表现为聚敛；司马迁是历史家，他从生产发展规律总结治生之术，无拘无束。两人立场不同，不能简单评论两人的高下。单就从经济理论方面说，司马迁的识见，在许多方面却是超过桑弘羊的。 　　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奠基于他的卓越史识。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是人民"衣食之原"，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兴，各具其用，缺一不可，这是总结客观经济规律获得的正确观点。桑弘羊则只强调工商而不重视农业，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①，又说："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②，"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③而桑弘羊强调工商的重要，并不是发展工商，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官营盐铁均输等政策辩护。从秦商秧变法以来，我国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全面的推行和发展。"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④。由此可见，官营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不是发展工商业，而是"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变本加厉的新形式。而且桑弘羊用剪刀差剥削农民，制造质次价重的铁器，提高盐价苛敛农民，连重农的意味也没有了。所以司马迁批评他是"兴利之臣"。在兴利之臣全面推行"抑商"而搞国家垄断的历史背景中，司马迁却去研究商人的活动，认识到商业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强调农、工、商、虞四业并重，真是了不起的识见。《货殖列传》一开篇就讲经济发展之"势"，人俗变迁之理。他引用老于小国寡民的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这一人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小国寡民的无知无欲是生产下发达时代原始社会的人俗；最大限度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生产不断发展所形成的文明社会的人俗。这种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势"，司马迁称之为"俗之渐民久矣"。谁要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使人回到"小国寡民"的蒙昧中去，即使把人的耳目都涂塞起来，挨家挨户进行教化，也是办不到的。司马迁这一形象的假设譬喻，深刻地表明了他用进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 　　司马迁正是从经济、人俗发展之"势"的观点出发，认识到社会出现农、工、商、虞分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之势。司马迁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① 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论述，详《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① 《盐铁论·禁耕第五》。 　　② 《盐铁论·本议第一》。 　　③ 《盐铁论·通有第三》。 　　④ 《盐铁论·力耕第一》。 　　"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物质财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从事所需的直接生产，因此必须分工协作，互相依存。"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还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要开发山泽，发展商业。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同时又引证齐国的发展历史来说明农工商虞四业早就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国家的盛衰强弱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厚薄。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贫弱。就这样，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曾经和农家许行辩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孟子的辩论是为了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司马迁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认识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生产发展之"势"，是富国富家的基础。他在《平准书》的赞论中有这样两句话："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两句是点睛之笔，极为重要。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敢于首创，从而作出了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2.宣扬欲望动力说，批判了"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欲望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司马迁的前辈，先秦诸子发起的人性之争，都把欲望归之为人性，作出了各自的论述。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①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于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②法家与儒家对立，是功利主义者，主张利决定义，如商鞅就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③。但法家讲利，重在富国，而对人民则主张用刑赏制欲。韩非就把工商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要对其实行专政。总之，诸子百家莫不承认人人有欲，但都主张遏制欲望，统治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利益，从而视人的欲望为洪水猛兽。西汉统治阶级鉴于秦未农民战争的风暴，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挞伐人欲。例如贾谊就说："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④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替统治阶级完成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陶冶人欲。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好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好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提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⑤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①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五章。 　　④ 《商君书·算地》。 　　⑤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司马迁在统治阶级提倡礼义提防以遏制人欲的时代，不同凡俗地自成一格，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并不是什么邪恶。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用那支犀利的笔锋，饱醮浓墨，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社会的逐利图。"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为的是"归于富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廉吏久，久更富"。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睹徒，"舞文弄法"的吏土，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司马迁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句话对人性作了总括。 　　如果司马迁到此为止，仅仅指出人性欲财，算不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没有超出先秦诸于学说的水平。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正在于他跨出了人性论之争的恩辨哲学范畴，进入了生产领域作实地考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社会人群的逐利图，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为。司马迁的前辈思想家只看到人欲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欲是动力这一更本质的东西。司马迁第一个提出了人欲动力说。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生产领域中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流通领域中的物价波动，都不是人为的政教期会设制的，而是在人俗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符合于"道"的规律而运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去发现人欲背后的阶级斗争，但他提出人欲动力说本身已经接近了真理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最卓越最有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从人欲动力的观点出发，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的主张，批判了"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①司马迁所说的"因之"、"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都是针对统治者的理财政策而说的。这五种政策方针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明确论述。这是因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①由于忌讳，司马迁用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把五种政策的具体内容分散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迁鲜明地批判了汉武帝"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用以衬托出"因之"的"善"。 　　"因之"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①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得到用不完的财富。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贯朽而不可校"，太仓的粮食多得"陈陈相因"，以"至腐败不可食"。"因之"带来了民殷国富"所以司马迁许之以"善"，认为是最好的政策。 　　反之，"与之争"则"最下"，那就是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平准书》详尽地揭露了"与之争"的每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弊端，终于导致了经济的衰败。《平准书》从秦亡汉兴的经济调敝开始述起，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济发展到了它的高峰，紧接着笔锋一转详细记载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竭财政治，至元封元年止，用卜式语"亨弘羊，天乃雨"作结，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然后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简略地追溯殷周以来的经济变革至秦统一为止。这一精心布局的内容安排，以便把汉武帝的事业与秦始皇的功业相对照，引人深思。司马迁明责始皇，暗喻武帝，指出他"无限度"地耗费民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对生产的破坏，应引为惜鉴，《平准书》是一篇全面地揭露和批判汉武帝"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政策的战斗文献。 　　"因之"是放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之争"是国家粗暴地干预经济，全面地抑制商品经济，是两个极端。"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层次，在西汉的现实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利道之"是指"平祟齐物"一类的经济调整政策，保护农工得到均衡的利益，贾谊论"积贮"，晁错论"贵粟"等措施，都是"利道之"。"教诲之"则是儒家主张的以礼节欲的政策。丞相公孙弘以汉相之尊，"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武帝尊显卜式"以风百姓"，劝民输费佐国家之急等，这些是教诲的内容。但公孙弘的俭约"无益于俗"，尊显卜式亦未见效果，"百姓终莫分钱佐县官"。"整齐之"即是传统的重农抑商，它的强化就是"与之争"了。 　　单纯从经济的发展来看，"因之"是最"善"的政策，但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准书》在叙述汉初经济繁荣的同时，指出了"物盛而衰"的道理，司马迁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看到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新的社会矛盾。一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二是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无限度"。因此，司马迁赞美"因之"，并不等于主张放任政策。为了避免"物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马迁也是赞成适当的"利道之""教诲之"的。但是，司马迁反对违反经济规律的"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批判它阻遏人欲动力，也就是阻遏了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司马迁宣扬人欲动力说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经济生产发展的理论，是应该肯定的。 　　3.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从生产发展的历史来看，商人的出现是以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为前提的。虽然商人不从事直接生产，但他们沟通各地的物产交流，大大的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来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商人的活动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敢于为巨商大贾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刁间、师史、任氏、桥姚等古今三十个商人立传，并为他们在秦汉时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鸣不平。司马迁通过白圭之口，把商人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许以智、勇、仁、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赞扬。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秧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一个人设若没有智、勇、仁、强的品德是不能成为富商大贾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货殖列传》不着眼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把古今货殖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总结他们的治生之术供"智者"吸取借鉴，用意在于提倡发展生产。 　　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总结财货增殖的经验；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总结商业活动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司马迁的首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的珍贵见解，主要之点有四。 （1）知时。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蠢"与时逐"；白圭"乐观时变"。这都说的是掌握商业行情，调查市场需要，"逐时而居货"，利用供求规律，牟取大利。 （2）知物。"积著之理，务完物"，"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要研究商品学，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3）无息币。即加速资金流转，使"财币其行如流水"为此，必须研究物价涨落规律，懂得"贵上极则反贱，下极则反贵"，而敢于"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4）择地择入。范蠡居陶，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刁间善用"桀黠奴"，使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司马迁对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的考察，总结了商业活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司马迁分中国为四大经济区。长江以南谓之江南；长江以北分为山东、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蝎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个大区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为二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为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岭南区。北方区基本上是以牧畜业为主的经济区，比较单一。各区之下的经济中心是都市。恩格斯指出，商人的使命"现在已经不仅仅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并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上去。"②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赋予商人的这一使命，描写了全国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司马迁认为各地的物产提供了人民衣食之源，但要把这些资源变成财富，必须发展生产以求流通，江南地势饶富，无饥饿之患，但生产落后，人民"无积聚而多贫"。齐鲁区，本来地脊民贫，由于大公望鼓励人民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齐国竟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庶之邦。三河区地狭民稠，习俗纤俭习事，从事经商，足迹遍天下。农工商虞四业兴旺，关键靠商人来流通。但商业最终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所以司马迁又说："本富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为上，未富次之，好富为下。"本富指农、林、畜、牧的生产。司马迁列举了一长串本富生产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末富指经营商业，周流天下。好富指劫人作好，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经营本富的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不但声誉好，而且收入稳当，故为上。未富资金周转快，"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经商要资本，又担风险，只有能者巧者才能经营，所以说次之。奸富危身取给，用生命冒险，所以说最下。论者多认为司马迁残存有重本抑未的思想，这是断章取义的失察。司马迁所说的上、次、下是总结治生之术供后人观择，这和统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未政策毫不相于。司马迁分区考察全国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着重物产、交通、民俗这些要素，也是总结的治生之术。富商大贾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必须掌握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才能知时逐利，用奇制胜。司马迁的总结正是给他们提供的"周流指南"。 　　以上所述两个方面的治生经验，都只适用于有雄厚资本的"智者""巧者"。对于一般的"拙者"又该怎样治生呢？司马迁提出了由穷致富的普遍原则和分阶段渐进的理论。他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家，好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邵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所致。①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②这两段话的内容具有辩证的统一。"力"是"力作"，人人都具有，所以说勤俭力作是治生的正道。"智"是"计谋"，需要有资本。"时"是"机运"，需要大资本，大识力。力作不能致富，但只要"诚壹"力作，必有积蓄；运用智巧，投入市场，这就完成了从"无财作力"到"少有斗智"的过渡。等到财力充裕，就要用"奇"，创造机运，这就是"既饶争时"。"力作"和"诚壹"是治生的普遍原则，"斗智"与"争时"是创造渐进致富的条件。一个人只要"诚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务实和专精，再用智巧求奇，就没有不富裕的。司马迁列举了一系列贱业的事例来证明。秦扬田农，田叔掘家，桓发博戏，雍乐成行贾，雍伯版脂，张氏卖浆，那氏洒削，浊氏胃脯，张里马医等等卑贱职业，都能致富千金，成了击钟鼎食之家。至此，司马迁的治生理论体系已经完成，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人人有欲，人人致富。 　　4.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司马迁创立《货殖列传》和《平准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我国正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成为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人欲争利的行为中看到了人欲是生产的动力。他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分工，并重农工商虞，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司马迁总结了治生之术，获得了许多符合价值规律的见解，肯定了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所起的纽带作用，颂扬货殖，为商人立传。司马迁还提出了"素封论"的财富观，剥去了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关于"素封论"，我们将在本章"道德观"一节详论。按"素封论"的观点，司马迁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并断言人人可以致富。这一切都是离经叛道的异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1 页。 　　端思想，也就是司马迁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有价值规律、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类概念。 　　但只要有商品经济流通，就有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战国秦汉几百年来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这就给司马迁提供了认识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司马迁是一个游踪极广的历史家，他壮游全国，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还研究了古今商人活动的历史资料，使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生活经济基础。司马迁又受"腐刑"之祸，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转变，把眼光投向下层社会，同情人民。这些是司马迁形成先进思想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只产生了一个司马迁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思想史上，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就象一束火花一样，只在天空一闪即逝，这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不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用"与之争"的政策取代了"因之"的政策，把重农抑商推向极端化，商贾遭摧残，"中家以上大率破"。中国古代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从此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后，再也没有人去研究价值规律了。其次，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未能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是一花独放在漫长的寒夜，很快凋落，这是必然之理。此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从直观中得来的经验。这种直观经验，一方面它本能地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它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最终的结论又退回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不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司马迁的最终结论是人人可以致富。但是，客观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受少数人压迫、剥削，永远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司马迁不但未能认识阶级斗争，而且把"千则仆，万则役"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就掩盖了阶级斗争。"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别现象，司马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用"巧"与"掘"来解释阶级压迫，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思想资料的继承上，司马迁儒道兼容，形成了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他在《孟于苟卿列传》中对孟子答梁惠王问击节叹赏，感慨"利诚乱之始也"，批判上下交争利。所以他又在《平准书》里说，要"以礼义防于利"。这些论述是儒家思想。《货殖列传》主张"因之"为上，顺其自然，这是道家思想占主导。追本溯源，是人人皆为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甚至把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抹煞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对利的追求。因而把战士的攻城陷阵、农工之民的生活奔波与富商大贾的巧取豪夺，以及攻剽椎埋的犯罪活动混为一谈。这一切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虽然我们不能苛责于前人，但这也是造成司马迁的经济理论不能具有实践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司马迁总结的治生之术不能引导人人致富，应该说这也是他的先进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