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己立身以正天下



　　儒家是强调伦理教化作用的。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又讲"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荀子讲"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儒家所讲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包含了相当广泛的内容，规定了不少的名目，例如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等等，称之为"德目"。

　　在德目里，傅玄最重视立公与履信。这是《傅子·内篇》里反复涉及的两个问题，而且主要是针对人主而言的。

　　（一）正己以公心

　　傅玄讲，人主于治人、正已两端，"必正己以先之也"，"正己，所以率人也"（《内篇》无篇名段）。而正己，最重要的是正心。《正心》篇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则无不得矣；荀自失，则无不失矣。无不得者，治天下有余。故否则保身居正，终年不失其和；达则兼善天下，物无不得其所。无不失者，营妻、子不足。故否则是己非人，而祸逮乎其身；达则纵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远乎哉？求之心而已矣。在这段话里，傅玄强调人主"正己"的根本途径，要靠"自得""求之心"。这是荀子的观点。《荀子·修身》篇提出，以礼正身，以礼为师，"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自安"即"自得"，"师以身"即"求之心"。荀子还讲，知"道"在心，而心要"虚一而静"，这就是"大清明"（《解蔽》）；人君"修身"比"为国"更重要，"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道》）。傅玄也讲："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声之平，不求响之和而响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远而名自远。"（《意林》）这就要求人君应自觉地"率先天下"，从一开始就"正身"，以"正心""自得"。这是一种主动进取的主张。

　　那么，人主如何才能"正心""自得"呢？傅玄提出"息欲明制"（《校工》）的办法。所谓"息欲"，就是"去私"。在生活享受方面，不能无节制，一味贪图声色之好、货物之求。《校工》篇曰：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饰。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殚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饰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

　　《检商贾》篇讲，"上不征非常之物"，"君不索无用之宝"，"上息欲而下反真矣"。而"节欲"、"息欲"，不如"无欲"。《曲制》篇曰：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

　　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已，所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已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论之好奢而不足者，岂非天下之大祸耶！

　　"无欲"而俭是福，"不知足"而奢是祸。作为人主，应该近察天下物力民情，远鉴前代纵欲失民之祸变；不能相信"好奢"之"曲论"，而要"求之心"。"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也"，"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正心》）。而"心之倾，不可辅也"（《栋铭》），"倾危之变，厥身以随"（《杖铭》）。心正心邪，直接关系到吉凶祸福，人主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所谓"明制"，就是行"公道"、立"公制"。在君臣、君民上下，无论是选举用人，还是为政赏罚，都要"至公"而"无忌心"。《通志》篇曰：任公而去私，内恕而无忌，是之谓公制也。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而私曲之情塞矣。《举贤》篇讲："唯至公，然后可以举贤也。"《问政》篇讲，"政在去私"，"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按照傅玄的解释，"公道"是在臣僚中解决权利之争的，贤者举之，不肖者黜之，为恶者诛之，不论"亲疏党别"，人主不应以一己好恶而妄定进退；"公制"则有某种约束性质，君臣上下彼此相互理解，君"任公"，臣"无忌"，民"无怨"，顺而不争，恕而通志。

　　"公心"、"公道"、"公制"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递进关系，即《通志》篇所示："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共同点是"去私"。焦点在人君身上："公心"要"自得"，"公道"要上行，"公制"要上立。

　　我们说，傅玄要求人主按照儒家的一套伦理道德主张，注重修身正心，去私立公，息欲明制，以通天下之志，实现以礼治国的理想，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从理论上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礼制是规定尊卑等级的人际关系的，为的就是尊君。无论是周礼确立的亲亲、尊尊的规则，还是孔子提出以仁释礼、荀子主张寓法于礼的新义，等级统治的结构井没有变，君权至上的法统也必须维护。因此，儒家强调最高统治者"以修身为本"，重视道德修养的这套说教，与尊君的礼制规定就是相矛盾的。从实践上讲，即便是从傅玄推崇的延续400 多年的汉王朝挑出最开明的皇帝来考察，也没有哪个君主在"正心""修身"方面，能自始至终地实践自我完善的历程。至于汉魏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崩溃，儒学的权威地位下降，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杀伐篡夺的政局变化不断发生，可以说，这又是一次礼崩乐坏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傅玄呼吁人主按儒家政治思想的要求，将治政的途径引向自省修身的道德伦理的轨道上，一是不可能，二是办不到。司马氏要夺得曹魏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儒家名教不过是点缀，是号召士民的手段，最终解决问题要靠强权，靠实力，靠阴谋诡计。这是司马氏父子心里很明白的道理。但是，司马氏又毕竟是标榜以名教治天下的，儒家的伦理道德对谋求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调解功能。因此作为人主要以德正己，"率先天下"，使得"天下履正"，这仍然是需要强调的问题。

　　（二）立身以诚信

　　傅玄在《义信》篇提出："信"结于上，出于上；行于下，化于下；贯穿于人伦，体现于安上治民。其文曰：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去信须尖，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则地，履信思顺，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据法持正，行以不贰，此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结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矣。大小混然而怀好心，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结者也??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为人上，竭至诚开信以待下，则怀信者欢然而乐进，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这篇文章以"义信"为题，通篇讲的是"信"，不及"义"。而且，《傅子》其他篇章里，说到"义"的地方也不多。《贵教》、《矫违》、《重爵禄》三篇虽然提到过"礼义之教"、"仁义之理"，也是并列而论，单独讨论"义"的文字，在《傅子》里找不到。另外，《傅子》里也极少言"忠"。"忠"与"义"是儒家礼教规范里很重要的内容。傅玄著论，意在"存重儒教"、"经纶政体"（王沈语），却对"忠""义"语焉不详，这很值得注意。固然，现存《傅子》篇章并非全帙，已佚文字中或有道及者，这也未可知，不能全然不顾。然而，从现存文字考察，傅玄讨论的问题，多涉君臣民关系，关乎治乱兴衰之道，不应该忽略"忠""义"之理；不见"忠""义"之理，而以"信"取而代之，大论特论，其中另有原因。

　　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出屯洛水浮桥，曾遣使致书给护驾留驻伊水之南的曹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三国志·曹爽传》注引《世语》）。当时，太尉蒋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三国志·蒋济传》注引《世语》）。其实，"失信"的不是蒋济，而是司马懿。蒋济死后，王凌为太尉，驻守淮南，密谋废齐王，立楚王，司马懿率军讨伐，"先下赦赦凌罪"（《三国志·王凌传》），待到王凌面缚谢罪后，司马懿逼他自尽，害及楚王，"穷治其事"，"悉夷三族"（《三国志·王凌传》）。这也是不讲诚信的举措。后来，淮南将领文钦致郭淮书中，对司马懿失信妄杀之举表示了"痛心"、"追恨"的情绪，并对司马师"放主弑后"（《三国志· 丘俭传》裴注）的肆虐行径表示不能容忍的立场。司马昭统政后，不信任淮南将领，致使诸葛诞等人"惧不自安"，"有自疑心"（《三国志·诸葛诞传》）。第三次淮南起兵完全是上下相疑逼出来的。据诸葛诞宣言，他从准备到起事，实属不得已，是司马氏"不明臣"，不察"至诚"，使他只好举兵相抗。其实，这次讨伐之举本可以避免，由于上下相疑，司马昭亲率官军26 万之众扑向淮南，与防吴之集团军10 余万，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相残杀。可以说，正始以后淮南王凌、丘俭、诸葛诞三次起事举兵，都是上下相疑，无信使然的。"万国以安"，"境内以和"，绝不是举兵相逼所能造就的，关键在于由上而结的"王者之信"。所以傅玄感叹道："祸莫大于无信"，"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随之，是亦日夜见灾也"（《义信》）。司马氏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却不能安定天下，灾祸不断，就是"无信"造成的恶果。

　　我们知道，荀子是以"义"、"信"释礼的，"义为本，而信次之"，"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强国》）；"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荀子·王霸》）。司马氏政权以法统而论，是从司马昭封晋王立晋国算起的，时在咸熙元年（264 年）。其实，甘露三年（258 年）五月，司马昭平淮南返回京城后，魏室就多次进封他晋公之爵、相国之位，他虽辞让再三，不过是掩人耳目，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他手里。傅玄乐府诗《晋鼙舞歌》五首里，有首《大晋篇》，就是歌颂文帝司马昭"应期创典制"的盛业的。但是，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权谋"创业的，它于曹魏帝国不忠不义。而淮南三次兵变却标举忠义之节，"救君之难"，"扶持王室"（文钦语），以讨逆为号召；甚至像宗室老臣司马孚也对司马师擅权废齐王芳"悲不自胜"（《三国志·齐王纪》裴注），以魏室忠臣自居。这样，忠义与司马氏无缘，且成为忌讳；权谋又一用再用，王室不甘就范，方镇屡有反叛，禅代只好推迟。因此，对司马氏政权来讲，只能以"信"来争取人心，"信立而霸"，傅玄是从先成霸业以正天下这个角度立论的。

　　总之，傅玄提出正天下，重要的是去私立公与任诚履信。这是在司马昭已有禅代魏室之心①，却一时不能顺利实现的情况下，傅玄向司马氏进献的两项化下齐众、求福免祸的大计方略。正始时期的政论家大多都强调人主正身的主张，例如桓范《世要论》中讲到"节事"、"节欲"的问题，袁准《正书》里提到"贵公"之义，甚至像何晏也煞有介事地劝齐王芳"正身"而"择正人"（《三国志·齐王纪》）。但是这些主张带有讽谏性质，只是希望君主有所收敛，或干脆有虚君之嫌，在立意上，与傅玄所倡"自得"而"求之心"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至于以诚信接下而通天下之志，正始前后的政论家无人予以强调，这是傅玄特别申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