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通儒达道，政乃升平"──君人南面之术（一）



　　前面我们已说明：《傅子》成于入晋之前，而不是入晋以后；傅玄是位政论家，不是哲学家；《傅子》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内篇》；《内篇》送到王沈手里的时间，当在司马昭执政以后、王沈出外任之前这几年里。《晋书》本传讲，傅玄自嘉平初入司马昭军府，至咸熙初立五等爵，其间十几年，"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上书所陈，与《内篇》所论，其内容、用意应是一致的。所谓"匡正"，其意有二：一是如何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影响下，坚持"存重儒教"的方针；二是在实现禅代的进程中，怎样"经纶政体"。显然，这是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之术"的。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属道家主张。但是，道家提出的"清静""无为"的"南面术"，并不是一种专利品，其他诸子也各有一套向君主游说进言的统治方案。诸子各家无论是以"五德终始"论君道，倡言"主运"，还是"以不知为道"，提出"主道"，其目的都是希求君主实行"无为无不为"的成功统治。儒家、法家、名家、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都有过这方面的议论。两汉统治者贵黄老、尊儒术、论谶纬，曹魏统治者"贵法术"、"慕通达"、倡经学、煽玄风，无一不是围绕着"君人南面之术"进行的。远的不说，正始年间玄学讨论的"圣人"之情、"无为"之道，就是为"农黄之化"的改制活动服务的；玄学家朋党相援，绝不是为了维护并巩固曹魏政权，何晏冠冕堂皇上奏齐王曹芳"慎其所习"、"大臣侍从"（《三国志·三少帝记》语），是提醒君主一举一动都必须接受何晏辈"中下之吏"（蒋济语）的监督，只允许"无为"而处，不能"无不为"。这期间，蒋济的《万机论》，王基的《时要论》，桓范的《世要论》，杜恕的《体论》、《笃论》，袁准的《正论》、《正书》等著述先后问世，都是讨论治国之体的，涉及时弊的论述不少，针对玄学家乱政坏俗的言行，提出要儒法兼济，以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这也是"南面术"。所以，"南面术"在理论上虽有"无为无不为"大体相似的表述，但在理解上、实践中却有大相径庭的地方，关键是在君权上作文章：君"无为"，臣可以"无不为"，这是一种主张；君"无为"，为的是"无不为"，这又是一种主张。《隋书·经籍志》就将"南面术"包括的内容置干"杂家"中反映，比较合乎实际。

　　傅玄所论"君人南面之木"，特别之处在于力倡"有为"而治。入晋之后，他在《鼙舞曲·明君篇》里写道："暗主不自信，群下执异端"，这就是"无为"的后果；而明君必须"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这是我们理解并把握《傅子·内篇》精神实质不可忽略的要点。傅玄倡"有为"，并不是要求君主"无不为"，勤于庶事杂务，而是希望明君先要"有力"，即在为君、用臣、使民等方面建立威信，然后才能"无为无不为"。这一"南面术"的提出，是从荀子寓法于礼的思想中找到依据的。荀子论君道，主张"能群"，即善于"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从而达到"隆礼至法"、"尚贤使能"的"至道大形"（《荀子·君道》），首先强调的是"有为"。同时，傅玄还从汉魏政论家的立论中，综合汲取了有益的东西。《傅子·内篇》中讨论到的问题，在荀悦、徐幹、刘廙、蒋济、袁准等人的政论著述里，或多或少，或同或异，均有所涉及。这说明，如何拨乱反正，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这是当时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应予注意的是，傅玄完成《内篇》的时间，正值司马氏禅代未遂的关头，讨论"南面木"，更有直接为司马氏建基立业服务的功利目的，所以王沈认为，傅玄所论有汉初贾谊政论的色彩，为"今不及"之论。如何从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现实的需要里寻找安邦治国之道，这是傅玄著论的出发点和用意所在。

　　下面，我们先来看傅玄有关人主自身方面的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