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贤能之选，因人致人



　　傅玄要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术，对选贤任能的官人法也是十分重视的，入晋前入晋后都有所建言。他的思路是：天下不乏贤，但选贤最要紧的是专任良佐，即宰相，这样才会有保证。

　　（一）"天下不乏贤"

　　傅玄在《举贤》篇里写道：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诬一世，岂不甚哉！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这就是说，时势需要什么样的贤才，就会有所需的贤才出现，只要真心相求，则"求无不得"。所谓今不如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傅玄特别举了韩信的例子，说明未被人识的不显眼小人物其实正是建功立业的"奇材"。后人津津乐道的贤佐，例如傅说、吕尚、陈平，如果不遇明君，也不过是"疏贱"之辈。但是他们被发现了，启用了，委以重任，"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如果"抵掌而言"，空论能否，百般挑剔，以偏见去求贤，那么就会神化贤愚之分：① 参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长人数丈，身横九亩，两头异颈，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变化，阿益于贤愚耶！（《意林》卷五）

　　贤才是有德之人，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没有特殊的标志，不能随意想象成异于常人的怪物；他们超出常人的地方是见识与才干，这要靠发现。傅玄设喻明理道：必得昆山之玉而后宝，则荆 璞无夜光之美矣；必须南国之珠而后珍，则随侯无明月之称矣。（《意林》卷五）

　　发现贤才与识别珍宝一样，不能以凝固不变的标准作茧自缚，像"郑人买履"那样，刻意相求。

　　傅玄提出求贤问题，当然用心在于向司马氏进言，要大胆破格起用新人，以成王霸之业。但是，曹魏时期选举中出现过的种种议论，却无疑继续妨碍着举贤用人的顺利进行，所以必须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魏明帝时期讨论才性问题，黜浮华，议考课，归根到底是想物色一批德才兼备的新人，但是收效不大，以致使明帝感到失望，慨叹"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三国志·杜恕传》）。正始中，曹爽一伙"不应时务"，"依古正本"（《三国志·傅嘏传》），追踪上古之制，改定官制，也行不通。当时政论家议论纷纷，认为天下无才可选。比如，蒋济《万机论》里主张"拔奇求异"；桓范《世要论》则明讲"庸才众而贤才寡"；袁准《袁子正书》攻击吏部尚书之设的同时，得出"人才难得"的结论。嘉平初，王昶又提出用考试行选举的建议，其实也没有实行。司马氏执政以后，急需一批人才。怎么求呢？按照以往的做法，求全责备，不可能求到。所以傅玄提出了"任诚"的原则。《举贤》篇曰：开至诚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人乎！"大象"是"建帝王之业"，"任诚"则"不以小疵忘大德"。圣人不世而出，贤才求无不得。这就是傅玄要说明的核心问题。

　　（二）"因人以致人"

　　求贤要诚，这是大原则。举贤会因人而异，仍不能忽略。人主要审择良佐，挑准主选的宰相。《授职》篇曰：??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筒材；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大德为宰相，此国家之栋梁也。审其栋梁，则经国之本立矣。经国之本立，则庶官无旷，而天工时叙矣。

　　宰相要用"大德"之佐，他是代替帝王选用贤才的大匠，是立"经国之本"的栋梁，首先要重视他的作用。《举贤》篇举例说明道：??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项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

　　发现人才而致之的是咎陶、伊尹、萧何等相佐，而不是舜、汤、汉高祖等圣王，所以"致人"必先"因人"，取士必先择佐。这其实是荀子的主张。荀子讲，"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明主急得其人"（《荀子·君道》）；"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致士》），关键在"慎取相"（《君道》）。

　　傅玄根据汉魏以来官制的变化，针对选举中出现的弊端，还强调"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原则。《举贤》篇承前而议曰：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听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听二人，何以霸也？任术而设疑也。听三人，何以仅存也？从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专，故邪不得间；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汤未得伊尹，而不求贤，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这番议论重点是说选举权分散之失的。本来，汉代宰相是三公，主选的是司徒。但是，汉末、曹魏时期，宰相权力逐渐由三公向尚书转移，主选的不仅有吏部尚书，还有侍中尚书，尚书仆射也参与其事。所谓"录尚书事"，等于是总揽朝政，代行帝王职权的。另外，九品中正制实行以后，中正由中央官吏兼任，对选举的影响非同寻常，尚书省不能自行其是，还得充分考虑中正的意见。"任人之道不专"，"人人自用"，选举中的混乱就不可避免。追溯起来，这是曹氏"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政自己出的产物。削弱三公权力，剥夺他们的议政权、执行权，有利于曹氏政权。曹操在邺城设丞相府，大权独揽，自成体系，先由东曹椽，后由尚书掌管选举。入魏后沿袭成制，所谓"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三国志·高柔传》），宰相己不是三公，而是尚书，遂成定局。所以傅玄讲，"三公者，为天子调阴阳"（《御览》卷二○六）；"尚书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北堂书钞》卷五九）。高平陵之变前，曹爽录尚书事，司马懿不录尚书事①，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皆用为尚书，《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就讲，"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邓）飏之不公忠"，说明除吏部尚书何晏主选外，侍中尚书邓飏也在发挥作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父子相继录尚书事，尚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典选举"的职责不是专任一人，而是更混乱了。先是卢毓。王基、袁侃三尚书替代何晏等"三狗"，卢毓再为吏部尚书主选。正元三年（256 年）卢毓逊位，陈泰继为吏部尚书，荀、羊瑾、裴秀、何曾、陈骞、王沈等都有尚书之职。傅玄著成《傅子·内篇》前后，正值操宰相权柄的尚书不断增加的时候，主选之责不专任，必然是"谗说起而异心生"，又使致人之道不博，造成"殊途塞而良材屈"的局面。

　　我们说傅玄《举贤》篇所言有针对汉魏以来尚书权重、主选混乱的事实，还可从后来他连上二疏的用意里得到证明。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掌谏职，他向晋武帝坦诚而言：选举"不得其人"，时弊"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

　　这是指责主选的尚书台的。尚书台是咸熙二年（265 年）八月司马昭死、司马炎继为晋王后设置的，入晋后成为定制。这个机构是从魏制演变而成的，有"八座"（即尚书令一，仆射二，尚书五）长官，共掌宰相事权。首任尚书令是裴秀。裴秀在司马炎立为太子、禅代魏室的活动中有功，所以司马炎赏识他。但是裴秀行为不端。据《晋书》本传、《李熹传》记载，裴秀作为尚书令，"交关人事"，为有司弹奏；他与尚书仆射武咳、尚书山涛、司马睦等人，侵占官田，又为司隶校尉李熹所劾。晋武帝获悉后，不予追究，下诏称裴秀"有勋绩于王室"，为之开脱。傅玄上疏，估计就是在晋武帝下诏以后。因为傅玄的疏文措辞激烈，"有司奏请寝之"（《晋书·武帝纪》），这其中是有名堂的。晋武帝护裴秀，傅玄直言这不是举贤，而是用"虚鄙"① 《晋书·宣帝纪》虽讲司马懿正始中"录尚书事"，但《三国志》里无一处道及，恐不足信。之徒；主选的人"不格"，选用百官必然会出现"用非其人"的情形。

　　傅玄提出"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的用人方针，是为实现"无为而化"的圣人之治考虑的。他讲："君臣易位，劳神之道也。"（《举贤》）又讲：主执非道以虏其民，民杜（按，"杜"或为"存"之误）私心以事其主，公门塞于上，显议寝于下，忠臣深囗囗（按，脱二字，疑是"山林"）而杖泣，贞士伏岩穴而自叹，进忠囗（按，脱一字，疑是"于"）君之门也，已九重矣。（《北堂书钞》卷一五○）。

　　不用贤佐，君主劳神，为政有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圣王明主要"以举贤为急"。这也是"任人之道"里很重要的内容。

　　《傅子》里举到的贤臣，都是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的"应机"有为之上，或有治国用兵之术，或有出谋划策之智，傅玄对他们称誉不已。其中，对三国时曹操手下的荀或、蜀汉名相诸葛亮，更是大加褒赏，公开评论。如对荀或，是这样说的：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黩，谋能应机。孟柯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三国志·荀攸传》注引）

　　又如评诸葛亮道：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遗刃，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意林》卷五）

　　"大贤君子"、"一时异人"要专任，又不可妄授滥授，要"审择其人"，这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只要君主"至公"而行，是不难避免"用非其人"的。关于"致人之道博"，傅玄以为，官吏数量增多并不要紧，关键是要计人置官，因才用人。他说：世质则官少，世文则吏多。有虞氏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意林》）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吏多"是正常的。汉魏政论家大多认为，弊政是"吏多"造成的，因此要省吏约官，甚至主张倒退到"上古之朴"的时代。说来说去，其实行不通。入晋之初，冗官现象依然存在。傅玄上疏晋武帝指出，冗官或"使学"或"归农"，只要"精其防制"，用"分数之法"，就可以妥善解决。同时，分人而用，用人以才，也是官人法里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马钧传》里，傅玄讲，马钧应安排"典工官"，发挥其巧技之长，不应该"给事省中"，使其"不当其才"。傅玄还打比方说明：土不可以作铁，可以作瓦。（《意林》卷五）

　　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驿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意林》卷五）从实际出发，量才而用，用其长而避其短，这是很浅显的道理。"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马钧传》语）！

　　综上所述，傅玄著论上疏，竭力提倡"存重儒教"，向司马氏政权建议"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以匡正"汉魏之失"，改变"不以为急"的世风。所谓尊儒贵学，在于因德知人，因善教人，因人致人，"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刘大杰先生讲，傅玄的言论可谓特识，他折衷儒法，是当时儒家内最有见识的革新派。①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汉魏以来，儒学衰落，要想恢复儒学的地位，除大力提倡外，还应有相应的方针政策。《傅子》里提出如下的方案：① 参阅《魏晋思想论》一书中第四章 《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兴国家者，莫贵乎人；统内外者，莫齐平分；宣德教旨，莫明乎学。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未自从。（《意林》卷五）

　　正位，贵人，齐分，明学，这是本纲所在。这与入晋初上疏中提出的"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援法入儒，"通儒达道"，这是傅玄一贯坚持的"致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