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兼容各家的思想特点



　　（一）傅玄政论思想的基础

　　前面多次提到过，傅玄政论以荀子思想为宗，又吸收了汉魏思想家、政论家的思想成分，显示了儒法兼济的特点。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学术思想中诸子的成就，兼综各家之长，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沿着孔学传统，论"礼"，论"天人之分"，总的是近于君主专制的思想。其中道、墨、法等各家学说中的许多内容，也被他吸收并融合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荀子的理论既不是纯粹法家，也不是像孔孟那样的儒家，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儒学。条理化，逻辑性强，更具唯物主义精神，这是荀儒理论的特色。至于汉魏进步思想家、政论家，是在批判经学的神学迷信、批判现实政治的斗争中，提出扭转世风、改变现状的积极主张的。他们要恢复儒学本来的面目，想通过吸收先秦诸子中有益的东西，改造经学。因此，这一时期法、道、名、纵横各家学说甚为流行，与传统儒学融合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向传统儒学的挑战的意味也是不容忽视的。

　　傅玄生活的时代，汉末以来的动乱局面并未彻底扭转，思想界的混乱情形也没有太大改观。儒学不振，玄学正盛，"无为"之风弥漫。他站在司马氏的立场上，既拥护司马氏的代魏篡立之举，又不满司马氏施政为治之行，主张"慎有为"而实现君主专制。"慎"就不可专用法家的那一套；"有为"又 得借用法家的一些做法，而不能沿用道家的那一套。所以，傅玄入晋前的政论与入晋初的上疏，归根到底，是讨论新的司马氏政体如何谋求、如何巩固的问题。他的立场和出发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界的情形，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只能从儒法兼济的荀子思想中寻求支持，也必须借鉴汉魏以来思想界已经讨论或正在讨论中的积极内容。

　　但是必须看到，傅玄并不是简单地取法荀子思想，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将汉魏思想中各种思想成分或弃或取。比如，荀子主"性恶"，傅玄没有照搬这一观点，而是充分吸收了汉代讨论中深化了的认识，提出了"水性说"。再比如，傅玄重工艺发明的思想观点，不仅是荀子没有论及过的，而且也是汉魏思想中很突出的独到见解。还有，傅玄从政治上对玄学的评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他同时代的人几乎再没有第二人像他那样发表类似的意见。总之，他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同时，经过独立思考，增加了新的内容。

　　（二）兼容各家之长

　　在考察傅玄思想的特点时，应该注意到他对各家学术思想如何认识的问题。他说：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意林》）又说：??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长短经·大体》）还说：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以上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傅玄对各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各有所长"，显得通达而不偏狭；"合而通"，所通为"圣人之道"，则有偏重而无偏废。在这一点上，傅玄也比荀子豁达大度。钱钟书先生讲，"术之相非者各有其是，道之已分者原可以合"，而"荀（子）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傅玄的"合而通"之论颇有《庄子·天下篇》的"遗意"。①现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说明《傅子》是兼容各家之长的这一特点。

　　第一，从引用前哲先贤的言论来看。傅玄不仅摘录了夏禹的话（《举贤》）、《虞书》上的话（《通志》、《安民》）、《周书》上的话（《法刑》）、《易传》上的话（《礼乐》）、《诗经·大雅》中的诗句（《正心》）、孔子的言论（《仁论》），而且还用了老子的话（《义信》）、孟子的话（《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韩非子的话（《长短经·知人》），以及汉末荀悦《申鉴》中的文字（《仁论》）。另外，傅玄还转引过当时人的一些意见，如钟繇论肉刑（《意林》引），皇甫谧论管宁（《三国志·管宁传》注引），曹羲论法刑（《意林引》）。所有这些引用文字，傅玄都是表示赞同的，是作为论证或说明中的正面主张加以采用的。

　　第二，从内容上来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各家学说往往互相补充，绝对不会有截然有别的界限，这是十分正常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是这样，魏晋之际各种学说纷坛而兴的现象也是如此。傅玄受荀儒影响较深，而荀子上承田齐法家，下启韩非、李斯等法家主张，改造了儒家的"礼"，加进了"法"的内容，"礼""法"并称，儒法兼济，这一特点在《傅子》里体现得十分清楚，毋庸重复多讲。现在我们要着重讲一下《傅子》里反映出的其他几家学说的内容。道家学说是讲"君人南面之术"的，它提出的"道"、"本末"、"无为"的概念，在傅玄的政论、上疏里常常使用。不过，傅玄是从古今"成败存亡祸福"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吸取道家学说中"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的积极成分，与儒法家"有为"而治的思想相贯通，提出新的"南面术"的；他扬弃了道家"卑弱以自持"的一面，批判了其中"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清虚可以为治"（班固语）的"放者"之论。所以他不赞成自称儒者的人笼统地嗤笑道家"放"的消极一面。

　　墨家学说在认识论上，强调经验，重视感性认识。傅玄关于知人识人方面重实效事功的言论，关于对玄学抽象思维中"虚无"不实之论的反感态度，无疑是受到这一学说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但是，他也不赞成墨家的"兼爱"、"短丧"的主张，认为前者是"废亲"之论，后者是"忘忧"之论，坚持的又是儒家立场。

　　名家学说侧重于"名位"、"礼数"。汉魏时代名理学十分盛行，循名责实，辨名析理，推进了逻辑学的发展。《傅子》中有关名理方面的内容也不少。比如下面这段记载：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此人可谓义士乎？孔文学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① 参见《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90 页。

　　食伴无嫌也。"荀侍中难曰："秋阳贪生杀生，岂无罪邪？"文举曰："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阳，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意林》卷五）

　　这段围绕着管秋阳杀同伴而食的传说故事，荀彧与孔融之间展开有罪无罪的辩论，正反映了汉末名理学被用于诡辩的事实。这段文字他处无载。傅玄特别记录下来，大体上是揭露名士如孔融其人是如何违背常理，在逻辑上制造混乱的。我们以为，这段记载可以跟傅玄有关玄学讨论的意见联系起来分析。玄学的社会基础是士族，它的思想方法就是运用名理学在名词概念上作抽象的理论推衍。孔融的诡辩术不一定就是后来玄学家讨论名理的看家本领，却也反映了一种脱离实际的基本倾向。利用名理诡辩，傅玄是不赞成的。他说：树上悬瓠非木实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是而非。（《意林》卷五》）积薪若山，纵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灭也；及至火猛风起，虽倾竭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积薪而纵火其下，至始皇燃而方炽，二世起风而怒也。秦人视山东之民，犹猛虎之睨群羊，何隔惮哉！（《意林》卷五）

　　类似这样道及名理的例子，在《傅子》中所在多有。其显著特点是，通过形象的比喻，揭示一种深刻的哲理，显示出思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的文字甚至可以视作高度概括的格言来看待，例如《口铭》便是①。傅玄认为，名理不能脱离实际。所以他说，"国典之坠"、"位之不建"就是"名理废"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校练名理"（刘勰语）的世风下，傅嘏是个好榜样，"见理识情"，"清理识要"，"好论才性"而"精微"，出任河南尹而吏民安（《三国志·傅嘏传》注引）。

　　纵横家是言"权事制宜"（班固语）的。傅玄就主张"因事制宜"是为治之要。他多次讲到"应机"而变的原则，比如，他讲，尊卑、贵贱的"分数"，需要"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检商贾》），才能确定。再比如，傅玄称道蜀汉诸葛亮为"一时之异人"，就有"事得其机"（《意林》卷五）一项。曹操手下谋士荀錶"谋能应机"（《三国志·荀攸传》注引），曹操也讲"应机而变化"（《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所谓"应机"，除了指遇事善于审时度势的含义外，还包括事前预测到变化的走向。论"机"是汉魏时期"乘时"之士经常的话题。傅玄以为，"权宜"与"变常"二者不可缺一。他批评"善论纵横"的刘陶时说："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三国志·刘晔传》注引）这正说明刘陶只顾"权宜"之得，却不悟"变常"之理。傅玄正是从纵横家学说的要义上点出刘陶的"穷"态的。

　　此外，《傅子》里还杂有兵家、阴阳家、五行相术方面的零星文字。如兵家言：兵法云，内精八阵之变，外尽九成之宜，然后可以用奇也。（《太平御览》卷三○一）我欲战而彼不欲战者，我鼓而进之，若山崩河溢，当其冲者，摧值其锋者破。所谓疾雷不暇掩耳，则又谁御之！（《意林》）

　　① 《口铭》有句曰："蚁孔溃河，淄川倾山（按，一作"溜穴倾山"）。病从 口入，患自口出。"又如，傅玄曰："人之涉世，譬如弈棋；苟不尽道，谁无死地， 但[幸]不幸耳。"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139页，特举此条申述道，"傅 氏??不以军事比棋艺，而以棋局比人事"，是一种"变赋为兴"的新手法。昼战目相见，夜战耳相闻。得利同势，失利相救。（《意林》）

　　又如阴阳家方面的内容：象天地以立制。（《北堂书钞》卷一六）

　　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

　　显然，傅玄认为淮南反叛的失败原因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班固语）造成的，批评了阴阳家中"拘音"的荒诞行径。再如相术之议曰：相者曰：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仓金匾，以别富贵贫贱。（《意林》）

　　以上这些议论或引述文字，在《傅子》中存留不多，更深入的意见不能测知。但是，这也确实反映出《傅子》原本中涉猎的内容比较广泛，对诸子百家之学均有过相关的评议。

　　总之，《傅子》兼容各家的内容这一特点是明显的。这决定着它的思想风貌。

　　（三）《傅子》应为"杂家"类著作

　　《傅子》不仅内容上兼容各家，而且就其思想倾向而言，也应该归入"杂家"类。《隋书·经籍志》就是这样做的，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先看《隋·志》是怎么归纳"杂家"的特点的：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这一归纳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着显著的修正之处。班固以为，"杂家"源出议官，"道家"源出史官；"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属于道家学说的要义。《隋·志》是将班固分列的"道家"与"杂家"相揉而并，使得新确定的"杂家"面目更具班氏"道家"积极一面的特色。这样，"杂家"源出史官，是论"祸福存亡之道"、"王者之化"，亦即言"君人南面之术"的。以此相绳，既符合傅玄的史官出身的身份，又符合《傅子》思想内容的实际情形。此其一。

　　其二，《隋·志》是经过唐初魏徵之手而成的，而魏徵是十分熟悉《傅子》一书的，由他编集的《群书治要》里大量采辑《傅子》，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治要》所辑入的《傅 子》文，其实只限于内篇，这是魏徽最感兴趣的部分。《隋·志》将《傅子》放在"杂家"类，是否考虑到外篇、中篇的内容，这不大清楚；仅就内篇而言，说《傅子》应入"杂家".电是符合条件的。在这点上，魏微不会含糊。

　　其三，魏徵之后，盛唐初的黄老派纵横家赵蕤采辑前代诸子杂著而成《长短经》（又称《长短要术》），也大量收入了《傅子》文。据他本人作序宣称，他辑录的指导思想在于"救弊"，感兴趣的主题是霸道。因此，辑入最多的要数《荀子》、《淮南子》和《傅子》。谋"南面之术"，论君主专制，言知人善任，这正是《傅子》里最具特色的内容。赵蕤作为纵横家，既不赞成孔孟之儒，又不欣赏法家，而是出入于儒道，偏好于兼容之长的杂家。《傅子》虽以儒法兼济为主，儒、法二家中又偏于儒，有荀子思想的特性，但是，《傅子》有别于荀子，兼综各家之长，既不能简单归之于儒家，又不能贸然划入法家，而应该是杂家。从赵获的思想倾向上，我们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傅子》的思想性质产生误解，而且影响很大的分类，是清代《四库全书》造成的。《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类著作，这完全不符合实际。它改变了《隋·志》以来的著录分类，而这跟它粗疏草率采辑很不完善的缺陷有关，也跟它审之不慎的弊端有关，因而是不可凭信的。清末文廷式、叶德辉对此发表了重要意见。文廷式曰：??是其学亦兼取诸家，真杂家者流耳。纪文达入之儒家，非是。①叶德辉曰：??《傅子》，隋、唐《志》及宋《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入杂家，最合流别。今《四库》入儒家，则以所存二十余篇《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故进而与《中论》、《中说》相参乘欤？②我们认为，《傅子》应归杂家，《四库全书》的归类不当，文廷式、叶德辉的意见是对的。即便以《四库全书》所辑《傅子》而论，归入儒家也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