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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泉生平考索
关于杨泉,我们知之无多。《三国志·吴书》、《晋书》里既无其传,又无其名,其生干事迹的线索,只有如下三处极简单的记载:1.《北堂书钞》卷六三引《晋录》讲,杨泉为吴处士,入晋,"诏拜泉郎中",会稽相朱则上书言:"杨泉[为政]清操[发于]自然,征聘终不移心。"(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杨泉"介绍文字,《全晋文》卷八六朱则《上书言杨泉》文,均据《书钞》,无"为政"、"发于"四字)。
2.《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与"集部"载录杨泉著作,冠以"晋处士"、"晋征士"的称谓。
3.《意林》卷五,在《物理论》、《太元经》下,同注:"梁国杨泉,字德渊。"根据这点资料,各种哲学史著作无法更详细地介绍杨泉的生平,推测他生活于吴亡(280 年)前后,入晋以后仍居留会稽,不应征聘,从事著述。
我们以为,要讨论杨泉思想,就得尽可能探明他的身世、生平;他的《物理论》存文及赋文不能忽略,应该加以利用。下面,我们试作一番综合考索。① 《意林》前,原有戴叔伦、柳伯存二序,分别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三年(787 年)。柳序称全书六卷,今所见者为五卷本。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40 页。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著),也将傅、杨合论。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第4 期。
(一)汉末梁国杨氏避地会稽
杨泉的郡望是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以前,他居于会稽。杨氏一族由梁国徙居会稽的时间、原因,与汉未黄巾起义。豫州(梁国在豫州境)兵乱有关。
《晋书·孔愉传》讲,孔愉(268-342)"其先世居梁国",曾祖孔潜"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孔愉就称"会稽山阴人"。他的从子孔坦于东晋初"弃官归会稽"(本传)。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君平(名坦,字君平)曾造访"梁国杨氏"。按此篇排列顺序,孔坦访杨氏当在王敦反逆之前,即他归会稽期间。这说明"梁国杨氏"家族仍有人居于会稽。另外,《顾荣传》提到的杨彦明、《贺循传》提到的杨方,都是会稽人,估计也是"梁国杨氏"族人。
汉末灵帝中平年间(184-188 年),黄巾起义在豫州声势浩大,与梁国毗邻的陈国、汝南,以及北部兖州境内,讨击战事相连,必然波及到夹在其间的梁国。孔愉的曾祖、杨泉的先祖由梁国"避地会稽",大概就在这期间。
(二)吴亡后,杨泉北徒洛下
据本传讲,孔愉于吴亡后,由会稽"迁于洛",具体时间未明。不过,江南人士迁洛的时间,一般在太康之末。
《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平吴后,"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实际上,除吴主孙皓及其高层僚属被押送洛阳外,江南高门大族人士仍留在江南,多数人还归本郡,或闲居,或"随才擢叙",一般仍在当地做官。例如,陆机返回吴郡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本传);贺循回到会稽郡,先后担任阳羡令、武康令。《武帝纪》讲"吴人大悦",就是因为江南社会秩序没有因吴亡而骚动。
《晋书·陆喜传》曰: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这道诏书下达的时间估计在太康九年(288 年)。这一年,晋武帝下诏全国"举清能,拔寒素"(本纪)。陆机等南方人士于次年(289 年)到达洛阳,是第一批"以礼发遣"而至的南士。陆机入洛后,上疏晋武帝讲:"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晋书·贺循传》)这引起了晋武帝的重视,随后征召南方人士到洛阳作官的举措付诸实施。贺循是陆机推荐后才入洛的,孔愉等估计也在这前后入洛。
前面讲到,会稽相朱则上书晋武帝,推荐本国处士杨泉。这也应在太康末年。朱则其人,于《晋书》无传无名,其事不详。他做会稽相,这是入晋后的职事,而且应在太康后期。因为:第一,吴亡前,会稽为郡不为国。《三国志·吴书》孙皓凤凰三年(274 年)、天玺元年(276 年),会稽郡太守分别为郭诞、车浚,说明不设国相。第二;吴亡前,晋朝封投奔而至的原吴宗室成员孙秀为会稽公,并开府,平吴后,"开府如故"(见《三国志·吴书·孙匡传》),首任国相为丁乂(见《晋书·贺循传》),而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 年)篡位前,会稽相为张景(见《晋书·贺循传》)。因此朱则为会稽相的时间,当在太康中后期至晋惠帝即位初。
现在的问题是,杨泉被征不就,是仍留在会稽国,还是北上入洛仍为"处士"?这两种可能性部存在。我们的看法是:杨泉于太康末、惠帝即位初,即公元290 年左右,被征入洛,但未就其职,隐居著述。理由如下:第一,杨泉经会稽相朱则推荐、晋室征拜郎中后,离开了会稽。他在《物理论》中讲"余昔在会稽"(《御览·地部》引)云云,用的是追述口气。第二,杨泉入洛的证据,是他与吕子义(或吕义)的交往。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吕义为太子率更令,严毅清高。(《北堂书钞·设官》)
吕子义,当世清贤士,常往友人处,嫌其设酒食,怀于糒而往。主人荣其降,乃盛为馔。义出怀中干糒,求一杯冷水,食之。(《御览·饮食》。《书钞》引至"怀于糒而往")今有吕子义,清贤士,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数之内。子义燃烛,危坐通晓,目不转睛,膝不移处。(《御览·人事》)
吕子义是"当世清贤士",又为"太子率更令",他赴宴带干粮、为他人借宿而守夜的奇特行为,是杨泉到达京城以后耳闻目睹了的,不会是留在会稽据远道传闻而作的记载。吕子义其人,史书无名,估计应是晋惠帝继位后所立皇太子司马遹府中的"率更令"。杨泉与吕子义之间,应有交往。
第三,杨泉北上入洛的旁证,是他提及到黄河以及京城近畿弘农、河内的有关文字。《物理论》中,说到"河水黄赤"(《艺文类聚》卷八),"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河内葭莩"(《御览》卷四二)。这似乎也可以证明杨泉写《物理论》时,已离开会稽,居于洛阳或近畿的事实。
第四,杨泉《物理论》中有批评玄学"虚无之谈"和世风浮靡的言论,这是针对西晋元康年间(291-299 年)的中朝玄学思潮而发的。如果他继续留在会稽或呆在江南异地,那么这样的议论出自于杨泉之口,就让人不能理解。
第五,杨泉的作品中,《请辞》、《蚕赋》、《织机赋》所反映的内容,跟当时京城洛阳的风尚、活动有关。《请辞》议论墓祭之礼,涉及到"京师三辅酋豪大姓""连日厌饫"的习俗"迄于今日"的情形,《蚕赋》表现皇室后宫亲蚕的隆重仪式,《织机赋》写到"名匠骋工"、"织女扬翚"的繁忙场面。这些内容当然不可能是杨泉继续隐居会稽一地的想象之辞,即便是议及古礼旧制,也透露出现实的气息。比如,《请辞》是以"古不墓祭"立论的,可晋武帝是有过谒陵举动的,①晋惠帝继位后,永平元年(291 年)正月下诏,重申先前司马懿"不得谒陵"(本纪)的遗令。帝室祭祀,以"宗庙为先",谒陵"非礼甚焉"(《晋书·礼志上》),但是,"庶人无庙,故祭于寝"(《晋书·礼志上》),京师大族在惠帝诏文下达后,仍沿旧俗,铺张墓祭,既与古礼有悖,又于亡灵无益。杨泉此文正是有鉴于此,写作的时间在惠帝诏文下达之后。再如,《蚕赋》是有感于古人"独不赋蚕"②而作,① 《晋书·礼志中》:"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犹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崇阳陵是司马昭墓,峻平陵是司马师墓,高原陵是司马懿墓。
② 语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萧绎挖苦道,"是何言欤!楚兰陵 荀况有《蚕赋》。近不见之,有文不如无述也。"其实,不但先秦时荀子写过《蚕 赋》,而且曹魏时嵇康也写过《蚕赋》。杨泉此语不符合实际。
说的是仲春二月吉日"亲桑于北宫"之礼。这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年)以后恢复施行的亲蚕时地不相吻合,③但铺写亲桑场面绘声绘色,不像是述古,倒似在记叙眼前情景。还有,《织机赋》所写京城中百工忙碌、百官设张,制机织素的活动,也不是毫无亲身感受的向壁虚构之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大体上可以确定是杨泉入洛后写成的。
综上可知,杨泉于晋惠帝继位前后,即公元290 年前后,被朝廷征召,离开会稽,北上至洛。他没有任职做官,仍为"处士"、"征士",从事著述。这与皇甫谧这位"晋征士"的情形有点相似。杨泉《物理论》写成于入洛以后,他的有些作品也作于隐居洛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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