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泉从事著述的背景



　　杨泉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物理论》一书中。《物理论》只保存下不很多的佚文，有的只是片语只言，没有上下文的照应。仅凭这点有限的材料去准确把握他的思想，难度很大，不免要借助推测立论。不过，我们大体能从已知佚文中发现，他的《物理论》主要是推究天文、地理的著作，同时兼及自然、人事；《太元经》佚文以及现存赋文作品，稍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接触他的思想之前，极有必要首先了解他著论立说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

　　（一）天体三说的基本内容

　　据《晋书·天文志上》记载，魏晋以前，关于大体构造、运行的学说有三家，即"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

　　"盖天说"出现得最早，相传是"周人志之"，在《周髀算经》里作了反映。其要点是：第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是天、地的基本形态。第二，"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这是讲，天地都各有一个中心，参照物是北极星，大地是一个中间隆起的半球体。第三，"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这是讲，天体在转，日月在行，大地不动，天体"牵"着日月由东向西出没运行，恰似"蚁行磨石之上"，实际上改变了日月运行的方向。

　　"浑天说"出现于两汉。西汉武帝时，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人考历度、造员仪而肇其端；东汉和帝时，贾逵继作，在员仪上加了黄道；东汉顺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将浑天仪加以完善定形，以观天象，著成《浑天仪》一书。此说要点是：第一，"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853 页语。其中"卷三五"应为"卷七五"。

　　天大而地小"，即天是实体的外壳，地是实体的内核，都是圆球状或椭圆状的形态；第二，"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即天地皆主要由水构成，其间有"气"支撑而立；第三，"天转如车毂之运"，周天"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白天、晚上等自然变化因而形成，地球是不动的。

　　"宣夜说"出现得最晚。据说原来有专门的著作，大概到东汉后期，郗萌根据先师相传的内容，作了记述。其要点是：第一，"天了无质"，"高远无极"，即天既不是盖，也不是壳，是一种"苍苍然"的状态，天体、天外都不存在水；第二，"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即天上日月众星是"自然"而成的存在，其运动要靠"气"的作用；第三，"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这就是说，宇宙中北极星不动，大地也不动。

　　以上三说，共同认为大地（或地球）不动，天体（或日月众星）在运行。分歧点在于：天怎么运动，天有没有边界，天是由什么组成的，地又是怎样的形状，等等。汉魏晋天文学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互相诘难，各自立论，其观点常有相互吸收的特点，很难说完全倾向于某一说，即便他们自称赞成某一说，意在批评另一说的时候，其中也并不纯然一说。例如，汉末学者蔡邕认为，"宣夜之学，绝无师法"，"盖天说""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似乎"惟浑天近得其情"，他本人不能完全肯定。在他以后，三国两晋学者不乏"好奇徇异之说"，"至于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晋书·天文志上》），探讨中各家之说交叉而用，这是"谈天者"的共同特点。杨泉"谈天"，也应作如是观。

　　（二）吴亡前后江南学者"谈天"的情形

　　三国时，"谈天者"中以江南学者为盛。入晋后，仍是如此。而江南学者中，又以会稽、吴郡二地人居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据《后汉书·律历志中》注引《袁山松书》讲，东汉灵帝时，与蔡邕同在东观"考验天官"的刘洪，著成《乾象术》，是位"浑天说"学者，他后来做了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似乎未到山阳郡（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就死在江南了。他的《乾象历》为吴中常侍王蕃（228-266）所传，并"依其法而制浑仪"（《晋书·天文志上》）。王蕃是庐江人，他制浑天仪之前，吴郡陆绩（188-219）"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本传）。至于会稽郡，更是人才荟萃之邦。《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讲，汉末王朗任太守①时，询问会稽名士，功曹虞翻一口气举出众多的当地俊异，使大学者王朗感叹"地势然矣"，"是既然矣"。虞翻著成《易注》，寄送孔融，孔融看过后，答书称"观象云物"，"可谓探颐穷通者也"。

　　《晋书·天文志上》特别介绍到的两晋时期天文学者姚信、虞耸、葛洪、虞喜诸人，都是江南人士。其中姚信、虞耸与杨泉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姚信是吴郡陆逊的外甥，他于东吴孙皓在位时位至太常，写过《昕天论》，以人① 《三国志》本传注引《朗家传》、王朗为会稽太守，"居郡四年"，他离郡 在建安元年（196 年）孙策夺取会稽之时。即公元193-196 年，王朗在会稽。又 据王朗给许靖书信称，他的儿子、后来的学者王肃就出生在会稽。

　　体比拟天体，认为"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故有昼夜长短、寒热不同的差异，基本上是"浑天说"。虞耸是虞翻之子，吴亡后入晋，做过河间相，他的《穹天论》与杨泉《物理论》写作时间相近，立论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这却是"盖天说"，不过借用了"浑天说"的半个"鸡子"和"宣夜说"的"元气"存在的内容而已。杨泉"谈天"，应与姚信、虞耸之说相参照。

　　（三）扬雄、王充学说的影响

　　清人马瑞辰讲，杨泉《太元经》是仿扬雄《太玄经》而成的。当今学者多以为，杨泉关于"元气"的理论，受到王充的影响。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想就此作点补充说明。

　　杨泉对扬雄的著作是很熟悉的。《物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扬雄非"浑天"而作"盖天"，圆其盖左转，日月星辰随而东西。桓谭难之，雄不解。此"盖天"者复难知也。

　　扬雄原来是主张"盖天说"的，受到桓谭责难后，开始"不解"，以后依从桓谭的"浑天说"。扬雄其后写出《难盖天八事》（《全汉文》卷五三），在《法言》里也承认，"浑天""莫之能违也"。扬雄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经》中。"玄"就是天，就是道，是支配阴阳的"神"，指导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但在解释"自然"时，又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比如，他讲"道法自然"，承认事物的因革损益、转化依存的关系，在认识论上尊重事物的本来性质，又是可取的。《太玄经》是扬雄精心撰写的著作，他对自己的这部著作极为重视，也极为自负。他以当代孟子自居，著《太玄经》有代替《周易》地位的用心，意在构造一个新的世界图式。但是，扬雄在世或死后，《太玄经》遭到世人的冷遇，"终不显"（《汉书》本传语）。桓谭、王充、张衡三位思想家倒是交口称誉，不过推重的是扬雄的勇气，即敢于和圣人平起平坐的"卓绝""卓尔"的气度和标立"天道"新说的创见。这对他们是很有启发的。扬雄生前就知道他的《太玄经》"太深，众人之不好"，不过他坚信"俟知音之在后也"（《解难》）。桓谭也认为"《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新论》）。果然，汉末三国之际，南方学者注意到这部著作，为它作注，讲读传授。其中有荆州学者宋衷及其再传弟子王肃，还有陆绩、虞翻、陆凯等为之作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杨泉新撰《太元经》，肯定是受到这一学术空气的感染。用天体学说解释宇宙万物，建立标新立异的学说，既是扬雄的本意，也是杨泉的用心。《太元经》不是完全照搬扬雄《太玄经》的产物，这从《物理论》中可以得到证实。关于王充这位东汉唯物主义大学者，对天体的认识，是据"盖天说"驳"浑天说"的，这在《晋书·天文志上》有反映，说明两晋时期他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所以葛洪才要专门批驳。王充认为，"日随天而转，非入地"，"日西转不复见"，是因人目所望有限使然，恰如十里之外的火把看不到一样，"非灭也，远使然耳"。但是，王充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却是"元气自然论"。"元气"构成天地间的一切存在，"自然"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自发性。这一唯物主义的论点，主要体现出反神学的战斗精神，所谓天神、鬼魂等长期束缚人们思想意识的迷信观念，被他从自然界和历史根子上统统驱逐而去。当然，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与不足，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杨泉《物理论》中大论大地，处处"元气"，涉及的领域和讨论的问题，几乎与王充相一不二，他继承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内容。

　　（四）西晋中朝玄学的"贵无"世风

　　两汉之际，神学谶纬对政治与整个社会生活都有影响。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各创新说，显示出反潮流的理论勇气。杨泉入洛后，中朝玄学"贵无"论在王衍、乐广等名流的倡导下，"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清谈高远，"宅心事外"（《通鉴》卷八二语），"妙善玄言"，"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干宝《晋纪总论》对这期间玄学虚诞之风直接影响政务，造成严重的社会失控现象，有十分深刻的揭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杨泉写《物理论》，著《太元经》，探讨天文、地理，涉及人事、政治，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不仅仅从扬雄、王充等先驱者的学说中受到启发，也从他们反传统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得到鼓舞。因此，理解杨泉思想的真谛，不能把他仍看成是会稽一地的"处士"，而要把他当成入洛后置身其中又超然不仕的"征士"。我们上面讨论杨泉身世，证明他入洛，因而相应地扩大了学术视野，出现著论立说的契机，这关系很重大。

　　总之，以上讲到的这几方面的内容，是我们讨论杨泉思想的参照背景，应该时时顾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