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杨泉在中国哲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卓然一家之说。他不仅是一位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继承了王充的思想，在西晋中朝玄学思潮的环境里，敢于冲破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束缚，大胆立论，因而显得难能可贵；而且独辟蹊径，综合了天体学说中各家积极的成分，对宇宙形成作出了全新的解说，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前人的认识，因而他的宇宙观比扬雄、王充等先驱者更为坚实，他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具有比王充更彻底、更合理的内涵。他的《太元经》并非步扬雄《太玄经》而成，他的"元气生成论"也不是王充"元气自然论"的翻版；他的天体学说既不能简单划入"宣夜说"，更不能不加甄别地归之于"浑天说"。真实情形要复杂得多。但是，不管怎样复杂，必须首先弄清真实情形。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确定杨泉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说明白他前承扬雄、桓谭、王充，后启何承天、范缜等人这一中间环节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研究杨泉思想，常常要受到傅玄思想的干扰。我们前面专门就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作了说明。清人严可均有意不辑《物理论》，而孙星衍所辑《物理论》沿袭"武英殿本"《意林》的错误，是造成当今学者无所适从的症结所在。其实，只要认真追究，傅、杨二人的现存文字材料，归属问题并非混杂难分，而是完全能够区别开的。 　　傅玄思想与杨泉思想之间，同者少而异者多，二者绝非"一家之学"。 　　相同的地方也有，例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重视工艺技术、发明制造，对玄学的批评立场，对传统儒学的态度，等等。相异的地方更加突出。第一，傅玄作为思想家的特点，体现在他是政论家、伦理学家；杨泉作为思想家的特点，体现在他是哲学家、天文学家。第二，傅玄的代表作《傅子·内篇》是讨论"君人南面之术"的，他的思想属于"杂家"；杨泉的代表作《物理论》，核心是"元气生成论"，他的思想属于儒家。第三，傅玄急切用世，是司马氏的追随者、拥护者，也是西晋建立后的达官贵人；杨泉不就征辟，是孙吴灭国后人晋的"处士"、"征士"。第四，傅玄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成于入晋之前，他批评的是"正始玄学"跟政治有抵触的成分；杨泉的《物理论》成于西晋中后期，他批评的是中朝玄学的"虚无之谈"，侧重于本体论的学术意义。第五，傅玄的唯物主义认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又回归到现实政治上来的；杨泉的唯物主义认识是建立在天体学说和宇宙观的基础上，主体是解释天地万物的物质世界的，对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只是广泛涉及，并非专门探讨。第六，傅玄是位北方学者，杨泉是位由南人北的学者，学术的根基是在南方奠定的；傅玄去世后10 多年，杨泉才从会稽被迫征至洛阳，二人间不存在师承相授的关系。 　　因此，中国思想史不能将傅玄、杨泉相提并论。傅玄有思想未能以学说名家，杨泉有思想又有学说，二人思想各具特色，界限是清楚的，不能继续视若"一家之学"。杨泉的著作，材料件失严重，从残存的部分无从窥见他的学说思想的全貌，影响了准确评价其学术贡献的意义，这十分可惜。这就是本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