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思想结构之次元层面:西学的浸润  一、经济体制--效法西方的"邦法"



  太平天国运动面临的经济环境是绵延二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构成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虽然历经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冲击,却并无明显变化,由此建树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得以延续。太平天国兴起后,洪秀全百计维新,向传统政治、文化宣战,却仍然未能超越旧制度的藩篱。就经济而言,太平天国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推出"几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均主义原则,试图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革封建剥削关系,实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这样,太平天国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农民的剩余劳动产品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平均分配,使人民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对于封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和革命,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在经济体制止大动手术,却并未改变这种体制的基础--小农经济。相反,它主张强化这种经济结构,甚至废除商业和独立手工业,取消商品经济,实行单一农业经济。显然,对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言,这是严重的倒退。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反映,并没有近代化的因素。相反,这是与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方案,也有悖于时代发展潮流。当然,它未能实施,但却对城市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诸如南京、武汉、九江、安庆、镇江等沿江城市几乎都成了兵营,一度废除了私有财产、私营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甚至拆散了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颇为严重的。可是在农村,平均主义的政策却没有实施,而是"照旧交粮纳税",沿袭清朝的经济体制,维护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天国统治区的经济体制经过一度冲击后基本回归到战前经济形态。《天朝田亩制度》基本失去了经济影响力。经过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倾力忙于挽救危局,遑论经济改革与建设。因此,太平天国只能维持现状,鼓励士农工商,各安生计,向天国交粮纳税,提供庞大的军政费用,天国经济处于战时状态,很难有所发展和变革。

  其实,太平天国统治的江南地区经济居全国领先地位。尽管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自明朝中叶起,商品经济在某些部门得到了较大发展。一些富"逾王候"①、"富以千万计"②的富商大贾,集中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创办手工作坊,开始了雇工剥削。那些失去生产资料的手工工人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自然经济内部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③丝织业率先出现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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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昭梿《啸亭续录》,卷2。

  ② 《扬州画舫录》,卷15。

  ③ 《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10 期,《奉各宪永禁机匠歇业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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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难以独立生存、发展,而封建政权一向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对工商业一贯压制和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缺乏正常发展的生态环境,生长极其缓慢,步履艰难。及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不断倾销,廉价商品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也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封杀,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态,从而破坏了中国经济正常的发展进程。

  在一些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有了外国商店,而且开办了一些船坞修造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如英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建造船坞,命名为柯拜船坞。④这是毗邻洪仁玕故乡的一所资本主义工厂。上海有伯维公司经营的"修船木工厂和造船厂"。1856 年,美国人贝立斯在吴淞雇佣一批宁波工匠,先后制造两艘轮船。①这些开放城市中,以上海发展最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港口,吸引和刺激着外国冒险家和商人兴办工商企业。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江南地区,迫使"江浙一带富商巨贾,争赴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②他们带去巨额资金,更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这对部分东南士绅、富商的传统意识产生颇大的冲击力。一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求富强的方案。如冯桂芬、王韬就是杰出的代表。不过,中国士大夫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形势与因变方案。鸦片战争失败,就使林则徐、魏源等率先觉醒,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刺激了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正视现实,变革应变。连恭亲王奕䜣、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颇有忧患与变革意识。"富国强兵"遂被清廷定为国策,洋务运动因此发轫。洪仁玕比洋务派走得更早,当他在1859 年受命主政后,即提出《资政新篇》,把学习和采行西方"邦法"作为太平天国振兴富强的一项重大国策。就认识层次而言,洪仁玕也远远超越了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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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页1,14。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页15。

  ② 《上海通志馆期刊》,页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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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洋务派只看到西方的器物和制造技术先进的层面,看不到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因而主张只学习器物制造,而坚持封建制度和儒学文化不可变革,从而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洪仁玕认为,要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同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其"邦法",即制度层面。

  其二,洋务派缺乏近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只限于支离破碎的建厂设局,因人而异,临事决策,未能形成周延的规划,而且采行政经分离、新旧共存的做法,不变革政经体制,只兴办新兴企业,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变革并未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洪仁玕则对近代化有通盘的设计,在政经、文化等多层面都实施不同程度的变革,传统社会遂会因此发生结构性的演变,由农业社会迈向近代工商社会。

  以下就洪仁玕的设计展开探讨:

  1.兴办和发展近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

  兴建联络全国各省的"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并辅以郡、县、乡道路,"通车马之利";疏通黄河、江淮水道,既可以防止水旱灾害,又便利交通运输,"兴舟揖之利"。这样,形成水陆配套的交通系统,再向近代交通业过渡。他强调:"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同时,建造"火轮汽船",亦赏以专利。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由传统的车马舟揖发展为火车、轮船,使落后闭塞的农业社会转向流通和开放,对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形成近代化市场显然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是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条件。洪仁玕虽然没有看得如此深远,但他把交通运输近代化视为建设的基本环节,较之洋务派更具有前瞻性。洋务派只局限于军事国防角度考量,忽视从总体发展上规划建设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直至十余年之后才有所省悟。两相比较,显示洪仁玕的远见卓识。

  2.鼓励开办私家银行,建设近代金融事业。

  洪仁玕提出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开设银行,发行"银纸"(即纸币);也准许"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还打算兴办保险事业,主张商办银行。这都是香港经验的一种直接移植。银行是资本积累和流通的金融枢纽,也是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经济环节,它吸收游资,为企业提供贷款,在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投入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是经济近代化的重要配套工程。洋务派对此长期毫无体认。洪仁玕却视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而且,他鼓励民间兴办银行,以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更使洋务派逊色。

  3.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在封建社会中,科技发明常被视为"奇技淫巧",魏源曾对此有所批判。

  他认为,西方科学实为"奇技",而非"淫巧"。洋务派也有此共识。而清朝一般官僚与士大夫仍然囿于陈腐的偏见,排斥西方科学技术。洪仁玕在香港耳濡目染,对西方科技赞赏不已。他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皆有其"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要人们把它们当作"中宝"一样珍惜。因此,他主张引进制造,并予以积极鼓励。"有能制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之,罪而罚之。"首次将专利法引入中国,对于发明创造予以奖赏,并且给予法律保护,以推动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并使其转变为生产力,制造出售,成为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鼓励民间开发矿藏

  洪仁玕提出优惠的经济政策,推动开来矿藏。"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其采者所得份额最多十分之六焉。"这样出资勘探采矿者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实惠,而且还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吸引投资,推动矿业的发展,解决工业化的资源和能源问题。

  5.兴办邮政和其他事业,建立近代资讯和税收设施

  洪仁玕主张,"邮亭由国而立,以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建立"新闻馆",创办报刊,交流经济资讯。书信馆和新闻馆都准许富民出资开办,实行企业化经营。并且倡议设"市镇公司",主持征收"工商水陆关税",建立近代税收制度。还规定有"妄取民贿一文",或"为己私抽者议法",并废除厘金、税卡等影响商品流通的弊政,为工业化提供相应的资讯、税务等设施,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生产与流通环境。

  6.大力兴办企业,"兴器皿之利",制造"精奇利便"的日用百货

  洪仁玕对工业化有着比较深刻的考量,十分注意经济建设环境的培植。

  因此,他在交通、资讯、金融、科技、原料、能源等基本建设上都作了比较全面的思考与构想,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样,工业化就具备配套较全的经济环境。因此,以制造业为主干的工业才能得到顺利推展。这是洋务派长期末作考虑的课题,也是洋务运动断续支离的症结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一开始就逾出官僚资本和封建垄断的框架,主张民办企事业,采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以赢利为目的。如主持开采矿山的可获利2/10;银行家在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的存放中,允许其"每两取三厘"。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他还主张企事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实行专利制度,"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这在今天都是发展科技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洪仁玕强调推行雇佣劳动制度,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为了发展雇佣劳动,规定废除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奴婢制度,"不得买奴"、"蓄奴",不得歧视贫民,一面鼓励"施舍",一面"宜令作工,以受其值",使他们可以"自养其身","自食其力",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透过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使劳动力投入工业化生产。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使传统的小农得以解除封建的人身依附,进入近代劳动力市场,受雇于资本家,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大军,创造出较农业社会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模式,而是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洪仁玕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他注意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大兴交通运输是为了"富商搭客运货";创办新闻报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报道市场物价行情,以便"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搞活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创办银行是为了资金周转;创办保险公司是为了"货物船舟有防于水火者"。总之,洪仁玕提出采行相关的经济政策和举措,创造良性的流通环境,"大利商贾士民"。不仅如此,洪仁玕还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改变长期的重农抑商观念,将士农工商改为"商贾士农",一反传统社会的阶层架构,使农业社会导向工商社会,朦胧地触及到近代社会转型的主题。

  《资政新篇》所涉及的鼓励私人投资,创办近代企业,谋求增殖利润和扩大再生产,提倡雇佣劳动和发展商品生产,无不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可见洪仁玕思想结构中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意识。

  洪仁玕还批判和否定阻碍经济开发的迷信观念,树立新的经济观念。为了推动民间采矿,他劝导民众:"革阴阳八煞之谬。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今乃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请各自思之,风水益人乎?抑珍宝益人乎?"同时,洪仁玕力主废除陋习旧俗,推动科技进步,认为"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养鸡斗蟋,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必须尽速革除。应该把智力和财力用在科学技术产品的创造和开发上,诸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千里镜",代表着时代的科技水平,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需要研制和生产。

  洪仁玕把经济近代化与人民物质利益、国家富强结合起来。他申明建设近代经济是为了使人民达成"利富"的经济目标。《天朝田亩制度》只定位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小农生活目标上,而《资政新篇》则要进入"利富"社会,人民在参与近代经济建设中可以获取利润,发财致富,对儒学的"重义轻利"观念和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都有明显的意识修正。轻利和平均主义都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意识产物,前者把道德修养与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驱使人们献身于朝廷、家族,而压抑与牺牲个人利益,窒息着正常的竞争机制。后者只追求温饱的小农平均社会,并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富裕。因此,它们都不是近代经济意识,而是近代化道路上的意识障碍。洪仁玕的"利富"观念,目的在于培植经济上的竞争意识,调动人民参与近代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摆脱传统观念,投身追求"利富"的经济活动,最终才可达成"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宏伟目标。洪仁玕认为,人民富裕与兵强国富是统一的。动员人民投入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利富",而且能够促进国家的富强。通过宗教和政治教化,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则可建设"俗厚风淳"的健康社会,从而把"利"和"义"统一起来。这种新的观念也是洋务派未曾思考和阐发的。

  洪仁玕主张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他认为中国如果仍一味沉溺和固守在传统小农经济的架构内,满足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和温饱目标的追求,只会导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近代化生产不能推展,商品经济难以活跃,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人民既不能"利富",兵强国富的目标也不可能达成,"与番人并雄"的近代化强国就会落空。后果将是落后贫困,继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与欺凌。

  洪仁玕还把俄国作为样板,向洪秀全介绍沙皇的变革经验:"遣其长子伪装凡民,至佛兰西邦学习邦法",从而成为"北方冠冕之邦"。言外之意是中国也需要派出人才赴西方国家学习"邦法",并在国内实施经济近代化变革和建设,才能象俄国一样,取得成效,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强国。

  洪仁玕为当时的中国人绘制了一幅尚称完整和周延的经济近代化蓝图,受到中外人士的肯定和赞扬。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友人呤唎、留美学人容闳都有过高度评价。在当时中国,他确实站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前沿,同时代的洋务派只能及其项背。因此他被宫礼赐称为"最开通的中国人"。就经济层面而言,洪仁玕试图变革农业社会的传统经济观念、体制、生产方式和结构,甚至不惜抛弃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而仿效西方"邦法",采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刨举,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积极与深刻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