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人们在探讨《金瓶梅》承上启下的关系时，一般都注意《水浒传》到《金 瓶梅》，再到《红楼梦》这样一条线索，不大理会《儒林外史》与《金瓶梅》 的关系。其实，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才奠定了世情小 说的基础。之后，我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有两大主流：一条是围绕着才子佳 人的爱情来描摹世态，反映社会的，如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平山冷燕》 等，到《红楼梦》，再到清末的《海上花》等；另一条则是重在用讥刺的笔 法来暴露黑暗的，这就以《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及清末的《官场现 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这两大世情小说的潮流各自取得 了杰出的成就，产生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伟大作品。因此，《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也有着血缘关系。《儒林外史》与《红楼梦》 一样，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基础上，从一个高峰走向了另一个高 峰。

　　（一）

　　《儒林外史》继承《金瓶梅》的传统，首先表现在描写世情上。《金瓶 梅》表面上写的是宋代社会，实际上是描摹明代现实。欣欣子的《金瓶梅词 话序》就指出：这部书的特点是“寄意于时俗”，即主要通过人情世态的客 观描绘来达到暴露社会黑暗，谴责人性丑恶的目的。它与“四大奇书”中的 其他三部书不同，并不着力于描写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甚至是牛鬼蛇神， 而是用心于冷静地、客观地刻画“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刘廷玑《在园杂 志》）。这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琐琐屑屑的事，普普通通的境。整部书正 如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所说的，犹如“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的。
　　《儒林外史》正是沿袭了这条道路，表面上写的是明代事实，实际上处处反映当今，甚至许多模特儿都可以在作家的周围找到。有可能即是吴敬梓本人 的“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提到“《金瓶梅》之笔之才”时，就称 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 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事实上，《儒林外史》也确实遵循这条 道路，在这方面下工夫，写“平常事，平常话”，以致使人觉得读了《儒林 外史》，“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本《儒林外史》 回评）。毫无疑问，《儒林外史》也是一部写现实社会写人情世态的世情小说。
　　但是，吴敬梓写世情并没有死板地走《金瓶梅》走过的老路，而是有了 新的开拓和新的建树。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描摹世态人情更客观自然，思考人 性问题更集中深刻。
　　在我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中，大量的作品在叙事状物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 彩，把褒贬爱憎直接塞给读者。这样的作品，爱憎分明，感受强烈，也有它 的长处，但实际上使读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保持着一定距离，削弱了真实感。
　　《金瓶梅》在行文中比较注意客观地描写现实。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 文学史》中曾说：“像她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 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这显 然说得过分了一点。事实上，《金瓶梅》还没有脱尽宋元讲话中遗留下来的“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的习气。回前、回末的诗词，正文中 间插入的韵文散篇，有不少是直接表示作者意见的篇什，特别是一些“看官 听说”部分，纯是作者跳出客观摹写之外的主观文字。这些“看官听说”， 虽然有的是用以联贯前后情节，介绍人物，说明场面，但也有相当部分是作 者的主观议论，全书约有二十余处之多。例如第七回写薛嫂儿为孟玉楼去西 门庆那里说媒，说得西门庆“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西门 庆当日与薛嫂相约下，明日是好日期，就买礼往北边他姑娘家去。”这本来 都是客观的描写，连下去也很顺，可是作者就在“喜向腮边笑脸生”与“西 门庆当日┅”之间插上了一段：

　　看官听说，世上这媒人们，原来只是一味图撰钱，不顾人死活，无官的说做有官，把偏房 说做正房，一味瞒天大谎，全无半点儿真实。┅┅

　　这就把正常的描写打断，横加了一段不冷静的议论。《金瓶梅》的这种议论 从词话本到崇祯本有所减少，但仍未删尽。显然，我们在承认《金瓶梅》正 努力“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日常生活的同时，还不能说它已经达到 了“纯然”的地步，更不能说“仅有这一部而已”。事实上，《儒林外史》 则比它更“不动感情”，更“客观”。整部《儒林外史》，除了开头与结尾 处仍留有诗词外，在正文的全部描述之中，包括各回回前与回末，均不再外 加诗词歌曲、联对摘句、四六短文之类的东西，也不再出现“看官听说”之 类作者介入的文字，脱尽了“拟话本”的遗习。这不但表现在这类形式上的 改观，而且在实际描写中也是如此。我们在整部《儒林外史》中，几乎感觉 不到作者站在故事和人物之外，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它比较彻底地改变了 主观式叙事的方法，冷静、客观地去描写世界，让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一切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思索，去爱，去恨，真正做到“直书其事， 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卧本《儒林外史》回评）。
　　这里，我们且举一例。《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娶王太太时，有些地方是明显地借鉴了上面提到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娶孟玉楼的事。比 如，孟玉楼是死了丈夫后再嫁，介绍她时说：“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 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 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而王太太也是死了丈夫王 三胖后再嫁，《儒林外史》写她：“这王三胖丢给她足有上千的东西，大床 一张，凉床一张，四箱、四橱，箱子里的衣裳盛的满满的，手也插不下去； 金手镯有两三副，赤金冠子两顶，真珠、宝石不计其数。”这两段介绍，真 是何其相似乃尔！特别是“手也插不下去”一句，不能不使读者自然地将两 者联系了起来。但是，《儒林外史》描写的毕竟不同于《金瓶梅》，这在两 个媒婆的刻画上就显示了出来。《金瓶梅》写薛嫂儿时，硬加了上面所引的 一段“看官听说”，而《儒林外史》一无外加的议论，只是纯客观地写媒婆 沈大脚如何将“戏子”说成是一个“广有田地，又开着字号店，足足有千万 贯家私”而正待做官的“武举”，将有母亲、姐姐、姐夫的一家人介绍得“上 无父母，下无兄弟儿女”，明明在扯谎，还说自己“比不得媒人嘴”，不扯 “一字谎”，结果王太太嫁来，害得鲍廷玺一家鸡犬不宁，家翻宅乱。所有 这些描写就与《金瓶梅》中“看官听说”所述的“无官的说做有官，把偏房 说做正房，一味瞒天大谎，全无半点儿真实”一模一样。但是，这些话尽在不言中，都是让读者阅读后自己得出的结论。这样，作品和读者之间就不隔， 读者更觉作品真实，而作品也在读者心灵的主动参与下更能产生艺术效应。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儒林外史》描写的客观性上，确实比《金瓶梅》前 进了一大步。
　　对于人性问题思考，本来也是《金瓶梅》写世态人情时的一大突破。作 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 的“酒色财气”四病之上，作者似乎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源出于这四 病。在这四病中，实际上比较偏重于写“色”以及“财”。假如说以后的《红 楼梦》比较侧重在探索与“色”相联的社会问题的话，那么《儒林外史》则 比较着重在抨击与“财”密切相关的“功名富贵”。《金瓶梅》卷首是用“酒 色财气”点明主旨，《儒林外史》开头则用“功名富贵”来喊醒世人：“功 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首词，也是老生常谈，不过 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 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卧本回评在这第一 回“说楔子敷陈大义”之后就评曰：“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 开口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 事实正是这样，《儒林外史》就是致力于暴露形形色色被“功名富贵”扭曲 了人性的文人学士，从而寄寓了对那个扭曲人性的社会的恨！因此，我们可 以看出，《儒林外史》也是一部自觉挖掘人性弱点的世情小说。在这一点上， 它和《金瓶梅》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儒林外史》比《金瓶梅》刻露人性更自觉而明确，几乎所有的角色都用“是否热衷功名富贵”这一尺度来加以衡量，其他人性中的善和恶 似乎都围着它转。《金瓶梅》则不然。它虽然力图揭露人性的弱点所带来的 罪恶，但又摆脱不了弥漫于当时社会的因果报应观及其他迷信的束缚，常常 把恶又最后归结于虚无缥缈的前世种下的孽缘，并最后能得到“超脱”荐拔。 因此，《金瓶梅》所揭示的人性问题是不彻底的。它最后又将人屈服于神。 而在《儒林外史》里，神是没有位置的，因果报应是难以找到影子的。它已 彻底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写人完全着眼于人。这无疑是一个大飞跃。
　　《儒林外史》刻画人性，是兼顾恶与善两个方面，这也是只顾暴露人性中“四贪”的《金瓶梅》所未及。在一部小说中，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相互 映衬，能加强效果，同时还能使一般的读者能松一口气，不致对充斥邪恶、 令人窒息的社会丧失生活信心。这或许也是在暴露人性问题时有别于《金瓶 梅》的一个新的特点。
　　（二）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中国古代的讽刺小说云：“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就指出了我国古代小说运用讽刺的渊 源甚早，到明代，特别在人情小说中已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儒林外史》 就在这基础上达到高峰。《金瓶梅》乃是明代人情小说的代表作。它在刻画 人物、指擿世情时，处处暗伏讥刺，特别是对那些帮闲蔑片、三姑六婆之流， 讽刺几乎与其人物的活动相始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作者用一些夸张、漫画的手法，对他们子以辛辣的嘲笑。例如写应伯爵一伙在李桂姐家“犹如蝗蝻 一齐来”般的大嚼，在西门庆死后这批“兄弟”商量“各出一钱银子”来如 何祭奠，以及写“不管脐带包衣，着忙于用手撕坏”的蔡老娘，写“行医不 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的赵太医等，都用了相当夸张的语言，甚至吸取了 民间俳谐戏谑文字的养料，对他们进行了十分尖刻而又令人发笑的嘲讽，使 人久久不能忘怀。我们不能否认这类讽刺直接、夸张，具有喜剧性，容易达 到丑化的效果。《西游记》、《西游补》、《钟馗捉鬼传》等小说就主要运 用了这类手法。但这类手法“往往大不近情”，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感。《金 瓶梅》的高妙就在于不仅仅使用这类相对比较低级的手法，而且较为熟练地 采用相对比较高级的对照映衬法。这种手法，就是将讽刺的对象作客观的冷 静的描写，不加直接贬语，也无夸张的色彩，首先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但同 时“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鲁迅语），致使矛盾的两面黑白分明，是 非立见，达到了讽刺的效果。这种“两面相形”，又不是千篇一律，有一公 式可循，而是随物赋形，变化多端。这里有人物本身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也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比，自然现形；也有人与景之间的映衬，乃至事与 事之间的对照┅┅。《儒林外史》基本上就是学习、发展了这样一种客观的 对照映衬法，绝少加以主观的夸张。下面，我们试举三例来说明《儒林外史》 是如何学习《金瓶梅》的讽刺手法的。
　　《儒林外史》第四回，写严贡生与张静斋、范进吹牛，先吹汤父母如何在“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似乎这老爷特别抬举他。接着又吹 道：“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 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父母官都蒙相爱。”看他吹得天花乱坠，乍听之下， 一定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他正说着，只见：

　　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 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 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

　　这里，作者对严贡生始终一无贬语。但是，正如卧本回评者指出的那样：“才 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 其讽刺的手法实在高妙。然而，熟悉《金瓶梅》的人一读至此，马上会觉得 这一描写与《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写韩道国吹牛十分相像。韩道国刚做西门 庆伙计，却在街上吹大牛，说与西门庆“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 铺，甚蒙敬重”云云，最妙的是，这个甘心做乌龟，自己主动睡到铺子里， 公开把老婆让给西门庆，并关照老婆“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的家 伙，竟不知羞耻地还吹道：“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 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 除害，拯溺救焚，┅┅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小说写到这里，道：“刚 说在热闹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来，告诉他老婆与人通奸被当场抓 住，拴到铺里要解官了。”这种“刚说在闹热处”，却忽然冒出一个人来戳 穿西洋镜，给吹牛者以难堪的笔法，两者实在是一脉相承的。
　　再如《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蔡御史的虚伪：

　　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烛，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 烛荧煌，设下酒席完备。┅┅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颭 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 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 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

　　这段描写为鲁迅所欣赏，曾一再予以指出。在这里，确实是“无一贬词，而 情伪毕露”，作者通过人物本身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把一个用风雅的言 词所掩饰起来的儒林丑类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儒林外史》学习这种手法而 更显功力的可见于写杜慎卿。杜慎卿的虚伪表现在多方面，而刻画得最入骨 的是写他纳妾。他托媒婆沈大脚“南京城走了大半个”，终于找到了一个“十 七岁”的标致姑娘，但当季苇萧向他“恭喜纳宠”时，他却故作高论：“先 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事怎的？”季苇萧听了这 个风流公子的大言有点迷惑不解，问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先生 怎反如此说？”杜慎卿却更一本正经地说：“苇兄，这话可谓不知我了。我 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 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如此说来，他是世界上 最不近女色而最干净高尚的人了。然而，正如齐省堂本夹批所指出的：“你 又要纳宠做什么？”真是写出了杜慎卿的一片假气。不仅如此，这位风流才 子甚至还着魔于追逐“男美”，结果演出了一出误找黑胖道士的闹剧。从中 可见，《金瓶梅》里那种通过揭示人物言与行的矛盾来达到讥刺目的的手法， 确实被《儒林外史》成功地继承，而且后者运用得更加普遍，更加淋漓痛快。 最后，我们再看在景与人相形的笔法上，《儒林外史》也明显地留下了 学习《金瓶梅》的痕迹。例如，《金瓶梅》第六十九回写王招宣府，是讽刺 林太太的极好笔墨，这是通过初进王家的西门庆的眼睛来写的。西门庆在文 嫂的带领下，由后门而入，穿过夹道，转过群房，曲曲折折地到了林太太住
　　的正房。再过了一道便门，才进了后堂。这时，小说写道：

　　┅┅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 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迎门硃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 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这是多么堂皇、正气的环境啊！这里的“节义”、“节操”是何等的显眼。 然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女主人不一会就在这“节义堂”的背后演出了比 妓女还不如的丑剧。如此环境，对如此人物作了极大的讽刺。吴敬梓十分欣 赏这一手法，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如法炮制，写万雪斋家的布置， 辛辣地嘲笑了这个盐商。这是通过初进万家的牛浦郎的眼睛来写的。牛浦郎 在牛玉圃的带领下，由大门入，进门楼，过天井，到了厅上。这时，《儒林 外史》写道：

　　┅┅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 旁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

　　这是多么清雅脱俗的环境啊！这里似乎是一个书香门第。然而，生活在这一 环境中的主人竟是一个“小司客”出身的最俗不过的大盐商，也是巧妙地借 景来刺人。
　　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本来就有别于直接的谩骂和尖锐的抨击，而 是“主文而谲谏”（《诗大序》），用一种比较含蓄、形象的笔法来加以嘲 讽和讥刺，“若针之通结”（《文心雕龙·书记》），顿使人感到可笑，可 鄙，甚至可恶来。为了加强艺术效果，时而把否定的现象加以集中或夸张， 也是必要的，但那种主要依赖于主观的叙述、过分的丑化，实在不能算是讽 刺的正宗，要算的话，也只能算是低级阶段的表现。代表了明代讽刺水平的《金瓶梅》虽然已经相当注意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用种种“两面相形”法来 加以讽刺，但还不脱主观、直率、夸张，甚至近乎谩骂的方法。《儒林外史》 明显地学习了《金瓶梅》讽刺经验，进一步去浅露而重婉曲，变谐俗而尚文 雅，使我国的讽刺艺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儒林外史》对于《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还比较明显地反映在人物 刻画上。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善恶分明的，读者一 看，就知其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而且往往如脂砚斋说的“恶则无往不恶， 美则无一不美”，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 格逻辑发展的复杂性。但事实上，真正的人是十分复杂的，诚如高尔基说的： “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渗合着好 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作家要把人写活，就必须把人 放在具体的时代和社会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他的性格的“杂色”来。《三 国志通俗演义》似乎也接触到这一点，写诸葛亮既突出其仁智的一面，又写 其近诈的一面，特别是对待刘封、魏延，实在是用了一套阴谋诡计，难怪李 卓吾评本的评语大骂诸葛亮是“贼”，是“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万世 之罪人也”。但是这些“杂色”相拌是十分勉强的，不和谐的，甚至是给人 性格矛盾的印象，难怪后来毛纶、毛宗岗父子将此“杂色”彻底涂抹干净， 使诸葛亮的性格重新完美化而同时更加单一化。《水浒传》中的时迁，《西 游记》中的猪八戒等比起《三国志通俗演义》来，在刻画人物性格的两重性、 复杂性等方面可以说进了一步。但就整体而言，这两部书并不着重刻画人情， 故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描写并不十分充分，特别是如何合情合理地刻画反面 角色的品质、感情等方面还是显得裹足难前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强大的传统 的社会政治观念束缚下，写好人有缺点，特别是写生理上、气质上的弱点还 是比较容易下手的，而要写坏人的人心品质、真情实感并不都坏，就往往难 以落笔。这关键是作家还并没有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刻画，而是把人当作某种 社会政治的符号来描写的。《金瓶梅》则开始比较注意真正去写人，从而有 力地突破了那种“恶则无往不恶”的浅薄框框，努力去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 本质特征里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对我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在这 部书里，悭吝、狠毒的西门庆会“仗义疏财，救人贫困”，对李瓶儿最后又 那样情意绵绵。李瓶儿对待花子虚、蒋竹山是那样凶悍、毒辣，而做西门庆 的第六妾时变得这等善良、懦弱。此外如潘金莲、庞春梅等“恶”的典型都 并不全恶。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又不是人性和兽性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凑，而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在人 情物理之中。至于像宋惠莲这样的人，就很难下一个结论说她是正面人物还 是反面人物了。她浮薄淫荡，不太正经，廉价地失身于主人，但似乎又出于 无奈；她一心想攀附高枝，但最后用一死来拒绝一切物质上的利诱以追求精 神上的安慰；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处处瞒着他，但又时时顾怜着他。她 内心充满着矛盾，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但又是一个鲜龙活跳非常真实的 人物。在一部书中，着意刻画了好几个“恶不全恶”、妍媸并存的人物形象， 无疑预示着一种倾向，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因此，《金瓶梅》的出现标志人 物形象的刻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暴露型的世情小说，它在刻画人物时就是大大地 发展了《金瓶梅》的这种“善恶妍媸并见于一人”的艺术手法。在这部小说 中，虽然也写了如王冕这样的绝对好人和严贡生那样的标准恶棍，但多数人 物是难以用一般的善恶观念来划一界线，区分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角色。 他们往往是善与恶、妍与媸并见于一身，交织在一起，前后又有发展和变化。 例如周进和范进，都是热衷于科举功名的可怜虫，一个在贡院里感到几十年 的梦想难以实现，哀从中来，头撞号板，昏厥于地；一个中举后觉得几十年 的追求突然到手，喜出望外，顿迷心窍，发狂失态；作者都予以辛辣的嘲笑， 无情的鞭挞。但是他们都为人老实，在未曾中举前受尽了千般羞辱，万种辛 酸，实在也令人同情。在中举当官后有时表现得昏昏然，但也没有到“欲打， 欲骂，欲杀，欲割”的地步。再如马二先生也是个八股功名的狂热信徒。二 十多年的努力，尽管他科场不利，但钻研八股、宣传八股的热情丝毫未减， 他坚信：“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文章取士，这 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心灵上的僵化枯 槁，使他行为迂拙古板，酸腐可笑。然而在他性行中也有极高贵的一面。他 破产救友，奖掖后进，都表现了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也不是一个用“善”或 者“恶”能概括了的人物。这类人物在《儒林外史》中所占比重极大。就是 一类“正面人物”，作者也常常写他们的缺点和弱点。这正如卧本回评所指 出的：“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 见其为真玉。”总之，《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人物，一般都不是脸谱化、简 单化的。他们往往是瑕瑜互见，善恶并存，犹如生活中一个真实、完整的人 一样，自有其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能出以公心，客观描绘，该讥刺 处，则尽力鞭挞，直取心肝；该同情处，也笔笔周到，曲尽其致。因而多数 人物能给人以一种厌恶和惋惜，鄙弃与怜悯相混合的感情，它使人感到真实， 使人进一步憎恶产生这些形象的环境和社会。因此，从刻画人物“瑕瑜互见” 这一点来看，《儒林外史》不论从所写的人物的“量”和结合的“质”上， 都大大发展了《金瓶梅》。从量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全书中几 乎所有人物都已成为块块“真玉”；从质而言，它的结合已经相当成熟，再 也没有给人以性格矛盾的感觉。这无疑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写人艺术又达到了 一个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写人不同于《金瓶梅》，还表现在注意刻画一些“豪杰”、 “真儒”等理想人物上。《金瓶梅》作为一部暴露小说，全力刻画社会的邪 恶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在整部书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正面人物，也 很少透露出一些正义的火花。它使人感到这个世界已经腐烂透顶，没有存在 的必要和可能了。但是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怎样去寻求理想的境界？《金瓶梅》的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作者没有理想的 追求，也不能因此而否认这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不写理想，确 实使人感到沉闷，不能鼓舞人们的进取精神，不大符合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 吴敬梓有鉴于此，在一部暴露型世情小说中写了一系列歌颂的正面人物，如 楔子中的王冕，尾声中的市井四奇人，乃至正文中间的杜少卿、虞育德等。 他们都轻视功名富贵，为人清廉高洁，其中有的主张用儒家的礼乐兵农来挽 救社会；有的表现了敢于突破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异端”精神；有的显 示了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崛起，都这样或那样地体现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在 黑暗王国中露出了一些光明。当然，这些理想和光明，都带着旧营垒投下的 痕迹，往往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合时宜，但不管怎样，它能发人深思，引人 奋发。它不但告诉人们现存的社会是腐朽的，而且也告诉人们在腐朽的社会 中还是有美好的事物，还是有光明的前途，只不过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人们去 不倦地探索和执着地追求。这不能不说也是《儒林外史》发展了《金瓶梅》 的地方。
　　《儒林外史》继承和发展《金瓶梅》的地方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也比较明显。《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 一部暴露性的社会悲剧，但它又充满着喜剧气氛。不过，《金瓶梅》的悲中 带喜往往是通过安排一些喜剧性的人物插科打诨所达到的，这种悲和喜的结 合是外在的。《儒林外史》悲和喜的结合往往是内在的，达到了浑然一统的 境地。例如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为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 王玉辉闻女儿自尽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都是近乎滑稽的人间喜剧，但 同时即带来浓郁的悲剧色彩，不能不令人为他们人性的毁灭而嘘唏不已。他 们的悲和喜是融为一体，互为补充，很难分割的。至于文学语言的口语化、 个性化，以及向规范化的发展，《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也十 分密切。甚至张竹坡在卷首摘出的许多精彩俗语、谚语、歇后语，也被《儒 林外史》所照搬。此外，如《金瓶梅》中所插入的戏曲演出往往是有寓意的，《儒林外史》也学习了这种手法，如蘧公孙与鲁小姐结婚时演出《三代荣》，秦中书宴请万中书等时点的《西厢》、《五台》等四出戏，也都紧扣了情节 的开展和人物的刻画。如此等等，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加以罗列，今从上面一 些现象的分析中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儒林外史》是明显地学习了《金瓶梅》， 发展了《金瓶梅》的。
　　我们探索《儒林外史》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简言之，这使我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金瓶梅》，认识《儒林外史》和认识我国小 说发展的历史。从《儒林外史》来看《金瓶梅》，就更清楚《金瓶梅》在我 国小说发展史上确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关键作品。它上承《水浒传》下启《儒 林外史》和《红楼梦》，在叙事、写人等许多方面具有独创的成就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从《金瓶梅》来看《儒林外史》，可知《儒林外史》这样一部 伟大的作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它继承前人的宝贵遗产所分不开的。《金 瓶梅》即使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界目为“淫书”，但有胆识的吴敬梓还 是从中汲取了营养。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红楼梦》是怎样 来的”。同理，只有读了《金瓶梅》，才懂得《儒林外史》是怎样来的。然 而，《儒林外史》并没有死板地因袭《金瓶梅》，而是有所继承，更有所发 展，这才使它从一座高峰走向另一座高峰。我们若能搞清了从《三国志演义》 到《水浒传》到《金瓶梅》，再到《儒林外史》《红楼梦》及以后小说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搞清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 的主要脉络。否则，中国小说史的描绘将并不真正具有“史”的性质，充其 量只不过是一些单篇论文的汇编而已。这一工作，就正待我们大家一起去努 力完成。
　　（原载《儒林外史学刊》199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