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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了侯学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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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煜先生逝世即将十年了。他生前是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我跟他隔行如隔山，直到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我才知其名；我听说他事前曾就森林防火问题提出过预警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被当做了耳旁风。
我又听说，侯学煜先生并不因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中，仍然不随大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我对那一论证中出现的各派意见，都没有深入了解，然而我对侯先生这种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敬意。在中国，无论学术范围以内或学术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见这种风格久矣。多年以来什么问题都重表态，如何表态是立场问题，立场是第一位的，观点降到第二位，不是观点决定立场，而是立场决定观点；纵然你对真伪是非持有不同观点，有时却要作出背道而驰的表态，甚至保持沉默也不可能，据说是立场所系云云。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事后许多人自白的违心之言，违心之行，违心的表态；天长日久，表态也跟着不值钱了。
在这种世风之下，侯学煜先生不肯随波逐流，随梆唱影，便益发显得可贵。我与侯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是在《科技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小会由副总编孙长江主持，内容则与长江、与三峡完全无关。侯先生已近七十七岁高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谁知其后不久，就传来他大去的消息。
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加速、人事轮转棼繁的时代里，我几乎已经把侯先生忘记了。今年洪水为灾后，有一次听黄苗子先生说他重读了孙越崎先生关于长江的一些旧话，"曲突徙薪"，感慨殊多。我于是又想起了侯学煜。
因为搬家，翻检陈年故纸，稍一留心，便发现旧新闻中侯先生的名字。他当年说起的正好是今年一度万众关注的水灾问题。
侯学煜说，过去对于水利工程的决策，很少想到水坝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水患和灾难，更谈不到考虑水利工程对库区本身及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他举例说，我国的三门峡水库在建成20年内就淤掉40％，由于事先缺乏生态环境的论证，泥沙淤积，不仅使工程几经起伏，建了炸，炸了再建，还曾一度威胁到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工农业生产和安全。
侯学煜说，一方面要把筑坝后淹没土地，影响旅游资源，库区周围山地、工业、矿业、农业、渔业、移民等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还应把长江上中下游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对待。例如要考虑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川江肥沃的泥沙被水坝截留后，水质养料减少，对中下游珍贵鱼类和经济鱼类的生活将产生什么影响，还有河口泥沙来源减少，对河口城市建设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等等。
今天长江水灾以后，我和大多数普通公民一样，总算在"长江上游森林长期破坏引起的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后果"上补了实实在在的一课，但对侯先生所说的其他问题，至少我并没认真想过。
据报道，当时，就是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在1988年告一段落，有些专家包括侯学煜先生仍持不同意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时候，侯教授曾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对记者说："在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未稳之前，三峡工程匆忙上马很不安全！"
这是十年前的一声呼吁，也算是大声疾呼吧。时过境迁，三峡工程早已隆重上马，虽不能说"生米煮成熟饭"，生米也已下锅，不能说"木已成舟"，却已开始下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当时不同意匆忙上马的意见，从档案柜里拿出来，好好看看，有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可供参照，用作防患于未然的提醒，补牢于亡羊之前，避免重蹈三门峡工程的覆辙，使侯学煜先生们担心的自然生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都能安妥落实。在当年为初次进行如此大型工程论证引起的沸沸扬扬尘埃落定十年之后，这种冷静的回顾，是对工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所不可或缺的。
我很敬重侯学煜先生，尤其为他当年对森林防火的警告所折服，这是基于他的专业而更基于他的人格所发出的报忧之声，遗憾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我现在是多么希望侯先生关于长江三峡的有关意见，是杞人忧天，是无端多虑，希望他的种种议论都不过是一个老人难免会有的偏执，姑妄听之即可，不必认真听取，总之希望他的这一次警告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瞎操心，最后归于废话，而万万不要再"不幸而言中"！
我想侯学煜先生如身后有知，也会赞同我的这个想法的。
谨以此为先生十年祭。
199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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