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文集》序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过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馀，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蹰》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十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者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中外古今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二十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算不上官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鹜，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没有着落的忧虑。


　　199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二十周年之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