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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牛棚杂忆》（四则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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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书中说：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
空中飞鸟，已经不是自由的象征了。
南山有网，北山有罗：公刘有诗及此。
鹰击长空，但也有猎鹰者时时窥伺狙击呢。
筱敏用里尔克意写"风中行走"，至此可引申为"飞在空中"，一方面状羽毛类之自由，同时又有不测的对自由的射击也。
我1981年写萨格勒布等地鸟儿忘机，与人盘旋上下，作《野鸽子》一诗，末段言及有网罟箭矢子弹之虞；这一段原指保护野生和珍稀动物，防止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却被编者独具慧眼地删去了。
慧眼之外，更有慧心，即政治敏感。然则他们心目中，自有对人实行非正义的猎捕者在，且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涉及的吧。
舒婷为玉渊潭被射杀的白天鹅鸣不平的诗，自亦难逃政治嫌疑。
其实，再一想也就想开了：为禽鸟说话之成为政治问题，不全在借鸟喻人，影射政治。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在反右之后的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以消灭之，即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即此一端，拙作《麻雀篇》也必是"毒草"无疑了。
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写其本欲自尽，却因红卫兵突然闯入揪斗，后遂泯灭了自杀的念头之后说：
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
寥寥数语，大有值得深味者在焉。
1998年1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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