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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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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怀旧吧，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联合政府》，那是在1946年初，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一时好像有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线希望。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国人多么盼望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啊。正在这时，看到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就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他强调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于是，解放区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自由的圣地。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了，内战的烽火燃起了，交通阻隔了，音讯断绝了。《晋察冀日报》、《群众》杂志都成了禁书禁报，只有半公开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韩起祥的唱词、吴伯箫的散文、周而复的报告、古元的版画，让我们读后编织着有关解放区的想象。
还有彦涵的版画《豆选》。我设身处地想象那些朴实的农民，是如何珍重小小豆粒体现为一张选票的民主权利。直到三十多年后，80年代初期，我还写了一首儿童诗，歌唱《豆选》这幅木刻；却不止是为了怀旧。
这个"豆选情结"，凝聚着当年美好的梦想，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被一位历经血与火历程的将军的回忆给击碎了。1947年9月，土改的狂潮正席卷冀东大地，他在一个小屯里亲眼看到，"一位曾为共产党效力但人缘很差的老村长，五花大绑悬吊在木杆上，他乱蹬乱踹，口嚼血沫，高喊'冤枉啊冤枉啊！'乡亲们毫不动容。他们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铳枪，老村长在凄嚎中流出五颜六色的肠子。"（《新华文摘》1990年第一期《大势》）
这使我想起，80年代在我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也曾经发生过由村里干部组织村民，经过"表决"（似乎没有投票，而是举手）的程序，处死一个村民的事。
这一切，距离《论联合政府》里给我们描绘的自由公民的民主选举，是多么遥远！自由，民主，法治，这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政治结构，一幅完整的现代社会蓝图，它不会那么轻巧地实现在有悠久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土地上。
但"豆选情结"顽固地充塞在我心里。多年不下乡了，我知道沿海地区农村大大改观，至少经济生活不复糠菜半年粮的光景了。时有农民负担太重和流氓村霸逞凶的消息，我总是寄希望于基层民主建设。农民若是没处说话，一点主也做不得，只能在上面派的干部面前当顺民，就没法改变受愚弄受压榨以至受欺凌的处境。最近看到海外归客赞扬我们村委会实行民选的文章，我也很受鼓舞。不管这一工作还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走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这是对于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差、文化低，不能搞民主政治的滥调的有力回答。
可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当年想象的那么简单。前两天报载沈阳一个村委会的选举就出了怪事。沈阳东陵长白乡下夹河村这一次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有五百多人，但是主任、委员选票共发了六百多张；"户在人不在"的七十多人，名字都在选民榜和发选票的登记表上，而十几名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却没得到选票。这里有什么内幕，不能凭空猜想，3月20日，村民已经告到法院，迟早会弄个明白吧。
昨天的《报刊文摘》又披露，浙江丽水地区也出了两起选举事件。一件是缙云县云壶镇第十选区，选出一个全国性汽车诈骗团伙成员当县人大代表，据镇人大主席解释，曾与"有关部门"联系，此人已结案，不再追究，"再说具体犯罪情况也不了解"；另一件是青田县鹤城镇一个牟取暴利的"土地贩子"当选县人大代表，因对他的查处还没执行完毕，引起土地管理部门震惊，据镇委副书记解释，此人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面推荐，群众选举，程序合法"。
这两个例子，从村民委员会到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民主，在中国每迈出一步，都不可能不遇到权力和金钱的干扰，习惯势力和愚昧惰性的阻挠，这里有举世难免的老例，也有我们固有特色的国情。记得有一次基层选举中发生贿选的丑闻出来，还有人欢呼，中国农民知道选票能卖钱了，应视为一大进步！
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不限于农村。武汉市民政局所属一家福利工厂，曾经换过七八任厂长，把厂子弄得负债累累，后来一位女厂长做了四年，扭转局面，工人平均工资从一百多元上升到六百元。但因为上级机关认为她不听话，硬给派来新厂长，工人不接受，拒之门外；职工代表会自己选举，原来的女厂长差一票就是满票当选，上级机关却不承认。至今尚在僵持中。当地一位法律界人士一针见血指出，《企业法》规定这类工厂的厂长由职代会选举产生，但又规定上级机关有权指派厂长，自相矛盾，这就是工人权益和职代会权限虽云有法却不能兑现的症结，而归根结底，是政企不分的积弊造成的恶果之一。
我的"豆选"情结，转化成了选票情结，不过看来还是化解无日。
199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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