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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到国家在工商业中的利益得到承认，国际贸易的特征才明显起来。李嘉图说明了国际贸易的全部意义。
如前所述①，以前，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多少有些类似于（和平时期）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系。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学有时被称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其早期研究的主要是个别国家的物质利益问题，特别是贵金属的输出输入问题。但后来，它越来越多地研究人类福利的问题，其精神日益接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精神，其研究方法日益接近培根、牛顿和达尔文采用的方法。
《工业与贸易》第二章里关于“工业与贸易之间的一般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既是那本书的绪论也是本书的绪论。本章似乎应复述其一部分内容，偶尔甚至应全文照抄。《工业与贸易》的着眼点是工业，而本书只讨论对贸易路线有影响的工业问题。②
①见绪论第一节。
②《工业与贸易》一书的许多章节都谈到了国际贸易。参看该书第一编第一章第四至第六节，第三章第三、四两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一节。并参看该书第二编第九章第三至第五节，第三编第十三章第四、五两节及附录B.
实际上，当时不可能深入地研究各国的经济，因为那时很少有人熟悉或关心自己周围以外的工商业。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本来的含义是某一城市的经济状况，这倒比现在的含义更合适些。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一题目下，进行了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研究。然而，他的著作的第一编的标题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这影响了他的信徒们的研究方向。①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许多国家的经济著作中，国际贸易问题已占有很突出的位置。一批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掌握了国际贸易的主要原理，他们迫于英法战争的需要，研究了国家通货、金融以及贸易等问题。李嘉图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国际贸易问题作了最透彻的研究。关于决定价值的因素，他参阅了十八世纪所有与此有关的著作，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著作。他进而强调和说明了劳动和资本不易流通的地区之间货币价值和真正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国际贸易所特有的，但它在国际贸易中特别显著，因为劳动和资本的迁移，在不同国家之间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更加困难。②
①亚当·斯密的主张与其上一代和同时代的重农学派的主张（他们主张让“自然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我在《经济学原理》附录B第二节里对这一问题有所论述。
②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大多数欧洲城市都曾向来城里卖东西的农民征收过境税，普通叫做“入市税”，而且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征收这种税。终止这种贸易对市民的损害可能比对农民的损害更大，不过市民穿得起高价的盔甲，而乡下人则往往穿不起。
警惕地守卫边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具有民族精神，人们才普遍关心那种有系统统计记录的贸易。全体人民所共有的希望与恐惧、抱负与忧虑、理想与失望，要求国家拥有大量公共资金，不仅用来支付抵御外敌的费用，而且用来支付全国在宗教、教育以及防疫方面的费用。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感情还要求具有并有助于维持一个共同的金融市场，在这个金融市场上使用统一的通货，资本几乎完全可以自由地从国内的这一地区流到另一地区。此外，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以及共同的语言便利了人们在国内的迁移。虽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人是各种行李之中最难搬运的东西，”但使一个人在国内迁移要比让他离开自己的国家所需要的气力少得多。
2．国家得自一般对外贸易的利益。
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取决于它自身的努力、才能和它可以支配的财力。在原始社会，家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上述因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但工匠家庭的实际收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用自己的产品和劳务换得的东西。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活简朴的大国，如俄国和中国，很象自给自足的家庭，因为它的实际收入主要由自己的产品构成，它用小部分产品换取外国产品的条件对其实际收入的影响很小。美国几乎也是一样，因为，尽管它的经济生活很复杂，尽管它的人民善于发现并有决心获得满足他们需要和爱好的任何一种外国产品，但它的面积如此之广阔，它的矿产资源如此之多种多样，它的南北各州之间的气候的差别又如此之大，以致它消费的外国产品相对来说很少，用出口产品换取进口产品的条件是否有利对它无足轻重。但对一个自然资源很少的国家来说，那就不同了，特别是如果其人民已习惯于主要依靠进口产品过奢侈生活的话。
可以概括地说，一个国家从其对外贸易中得到的确实而直接的利益在于输入的东西对它的价值，是否能超过它自己用资本和劳动来制造的那些用于交换的出口品对它的价值，当然进行贸易的费用要计算在内。
但却无法获得统计数字来精确地计算这一超过额，因此，人们常采用另一种能给人以较明确概念的方法来说明一个国家从其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这种方法虽然不能给出精确的数字，但在某些方面却很有用。该方法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某种进口产品，它便会自己制造它，因此，它得自贸易的利益应该是它自己制造进口货所付出的成本大于它制造别的货物以换取进口货所付出的成本的余额。当然，这不适用于英国进口的热带食物，因为它自己不能大量生产热带食物，如果不能进口，热带食物就很少。另一方面，如果它无法进口小麦和其它主要粮食，则它将不得不自己生产来补足缺额，尽管由于土壤和气候不适宜种粮食，付出很大劳动而产量很低。如果它无法进口法国的毛织品，它很可能用本国的产品来弥补大部分不足，迫使人们使用本国的产品，尽管法国产品更受人喜爱。
3．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常常是由其资源或能力的某种不足引起的，但一般说来，巨额贸易常表示国家具有很高的效率。
当一国的输出额相对于其面积来说很大时，几乎可以肯定它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制成品。西印度群岛在生产蔗糖和其他产品方面享有极为有利的条件，岛上的人口如此之稠密，以致不得不输入所需的大部分粮食，矿藏极为丰富的小国情况也是如此。但它们并没有代表性。
一些英国属国和其他地方人口稀少，居住着充满活力的人们，这些地区的贸易使人很感兴趣。它们输出的几乎全是原料，换回来的是制成品和其他产品，它们因为没有专门的设备而无法生产这些产品。它们的进口往往大于出口。这种借贷虽然有时是性情的放纵和怠惰以及生活的奢侈造成的，但一般也表明了旧世界的资本家对殖民地居民的努力和诚实抱有的信心。当货物从旧世界运到新世界，向殖民地人民提供了开发丰富自然资源的手段时，可以说借贷双方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这不仅可以使借贷双方从中获得厚利，而且由于新世界增加了原料和食物的供应，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好处。
因而很难断定，一国贸易额的增长是否表示该国力量的增强。实际上，如果不付出巨大努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巨大的贸易额。固然某些国家由于刚刚建立，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即使不付出很大努力去开发资源，按人口计算的贸易额也很大，但这毕竟不是一般情况。巨大的贸易额一向是工业高度发达的表现。的确，容易开采的富矿或特别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有时也可以使人口稀少的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对外贸易额很大，但却从来没有使哪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很大。巨大的贸易总额总是属于大量输出工业原料和制成品的伟大而充满活力的民族。
说一国拥有巨大的对外贸易额表示该国的工业具有很高的效率，的确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使某一国家工业发达的那种活力，也会使它的商人们机敏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另一些国家销售它所擅长生产的产品，后一类国家虽然需要这类产品，但却不能象生产其他产品那样容易而有效地生产它们。当出口货物主要是高级产品时，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
人口稠密的国家的确很可能主要输出制造品，使其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原因有若干个。首先，它很可能大量输入原料，然后再以制成品的形式输出，因而这种原料的价值便两次出现在它的对外贸易中。英国曾是一个主要的羊毛输出国；后来，自己的羊毛全供给自己使用；现在它的很大一部分出口货物则是用输入的羊毛生产的制造品；羊毛的价值在它的对外贸易中出现两次。
其次，任何国家制造业的扩大，一般都会提高该国制造业的效率和节约水平。技术在数量、质量和多样性方面都将有所提高，各个种类和各个级别的技术将各得其所，厂房设备将得到迅速改进。那些不再是最好的设备，将被迅速淘汰，被淘汰的设备往往输出到工业仍然落后的国家。
上面两个原因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这里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论述的完备，但有一类原因却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们是与下面显而易见的事实分不开的，即一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主要依赖于它国内运输的便利，这种便利，如果不是来自天然水路的话，一般都是国内商业高度发展的表现。但当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移民开发一个新国家的矿产、畜牧或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条规律的例外，因为这些移民可以从他们本国获得修筑从内地到沿海港口的铁路所必需的大部分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工业的活动，并为工业活动铺平了道路，这只是外贸促进工业的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
在一个新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其输入往往大于其输出，因为它不能立刻偿付用于修筑铁路和其他发展项目上的资本。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变得足够富裕起来，可以为本国的大多数企业提供所需要的资本。这时偿付其早期所借的资本利息，也将相对于其输入来说，增加其输出。
4．同任何其他统计资料相比，人们一直更广泛、更全面地收集有关国际贸易的统计资料，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有时用它来说明一国力量和繁荣的变化。但这种统计资料并不很适合于这一目的。
同任何其他统计数字相比，人们可以更迅速、更精确地收集到一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字，可以很容易地用它来衡量该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它反映出来的情况一般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当然，输入和输出的表面增加可能由物价上涨所引起，而实际上没有变动，但这种误解很容易察觉。不过还有另一种较为隐蔽的误解，要求我们给予更多的注意。其一般性质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英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用制造品换取谷物和肉类。让我们假设集约耕作的方法获得了很大改进，于是英国农庄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因为农民用和以前相同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获得较多的报酬。英国的财富由此而大大增加。但它输入的谷物和肉类却会减少，它的输出也会减少（除非它借机收回它的一部分资本）。
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使他们之间结婚的人数增加，减少移居国外的人数，结果输入的谷类和肉类可能不久又达到原来的水平。但在此期间，英国人民效率的提高将阻止其对外贸易的扩大，因为他们已减少了对外国货物的依赖性。
至此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一国出口货物的数量，但在某些方面，出口货物的质量对国家的未来甚至更重要。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看它能否制造出这样一些货物，这些货物其他一些具有类似经济问题的国家虽然以后将能制造出来，但现在还造不出来。因此，衡量一国是否处于领先地位的可靠尺度，是看它输出的是什么样的制造品和其他商品，输入的又是什么样的商品。
一般说来，一国输出的货物总是由该国比输入国更容易生产的东西所构成。但这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显然，一个花匠可能向一个不仅智力而且体力都比他强的非常能干的植物学家“输出”产品或提供劳务。接受或“输入”劳务的植物学家，便可以把全部才能用于价值较高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的价值之所以较高，部分是由于它比单纯的熟练体力劳动稀少。同样，海峡群岛买进很多谷物，其中一部分是在比自己的土地更不适宜种植这些谷物的土地上生产的，因为它们自己的土地特别适宜种植高价的早熟蔬菜、水果和花卉。更概括地说，某一地区，不管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国家，尽力生产那些它相对来说享有最大有利条件的东西，而输入其他东西，这对它多半是有利的。即使总的说来它与贸易对手势均力敌，或者各个行业都优于或不如贸易对手，这句话也是对的。总之，只要有利条件不是平均地分配在各个行业之间，开展贸易就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其中一方在各方面都比另一方强。
应该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小国的工业种类要少一些，因而相对于人口而言，它需要比大国输入更多的货物。而且，它的边境相对于国土的面积而言往往很长，虽然这一点是次要的。但其他条件很少相同。大国往往具有集中发展高度专业化的部门的便利，更有可能获得特殊的天才人物来开创新事业。①
①如果两个国家的形状相似，而其中一个国家的面积比另一个国家的面积大三倍，则前者的边境只比后者长一倍。如果前者的面积比后者大八倍，则其边境只比后者长两倍。
5．人们不可能获得衡量一国进出口总额（有别于进出口总值）变动的尺度。
计量一国进出口的吨数，当然是可能的，如把一吨煤当作一吨亚麻制品来计算。但这种计算，除与陆运或水运的总量统计有关外，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即使在那种统计中也无多大用处。因此，进出口总额一般必须用货币价值来表现。但由于金矿产量的变动和其他一些原因，一般物价水平容易缓慢地变动，又由于一般信用的波动，会使物价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动，所以必须采用某种方法来消除物价变动对贸易额的影响。为此目的，通常把某一年的物价当作标准物价。例如，把每一年的每吨煤的价格换算为基年的价格，对每码布，每加伦汽油等等也是如此。这样得到的价值总额就可大体上代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中不受物价变动影响的贸易变动总额。①
采用这种方法往往夸大钢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重要性，不管它们是进口货物还是出口货物，它们或者生产方法最近获得了很大改进，或者供应来源最近大大增加。采用该方法往往低估煤炭和乳制品的相对重要性，这些东西至少现在和好久以前同样难于获得。它甚至低估普通纺织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重要性，这些东西目前还不是特别容易获得。如果这种统计表明，一个国家的输入额整个说来比其价值增加得快得多，而其输出额则不然，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的对外贸易正在给它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但这种最初的印象必须加以检验，首先要检查一下该国的输出品是否比以前更难生产；其次要检查一下输入品生产方法的改进，是否使它可以比较容易地自己生产它们。②
①这种把每年的实际物价化为基年的物价，然后再把它们加起来计算贸易额的方法，首次见于已故吉芬爵士主持编制的英国官方统计资料；参阅1888年5，386号文书。在吉芬爵士主持编制的详细统计表中，许多货物只列有价值，而未列数量，这些货物总价值的变动（如果以基年价格计算，就会显示出这种变动），是通过“把它们分为若干相互关联的”、其总价值和总数量为已知的组群来估算的。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一部分时期内，英国贸易的粗略的“官方”统计忽视了这种困难。
②在比较1881—1900年英德贸易的时候，鲍利教授指出（《经济杂志》，1903年，第632页），（契约规定的）输入品的价格在两国都跌得很快，而且下跌的比例大致相同，但德国输出品的价格跌得较慢，英国跌得更慢。所以单就物价而言（不考虑生产上的实际困难的变化），德国的输入品在二十年之后便宜了十分之一，而英国的输入品则只便宜了五分之一。
6．一般说来，按人口计算的价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最适于用来研究国际贸易与一国内部经济的关系。总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比较适于用来研究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当一个强国正在发展它以前忽视的贸易时，增长百分比的统计资料特别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下面我们讨论统计表中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的几种主要用途。一般说来，当我们想研究任何一国的内部情况或比较几国的内部情况时，最适当的统计数字是按人口计算的贸易、收入、租税等等的统计数字。如果我们想根据过去的某种征兆推测将来，那就必须进一步细分。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按人口计算的每一数量的真正增长或缩减，而且还必须考虑其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指明按人口平均的每一总量每年（或任何其他时间单位）增长的百分比。但决不可单纯研究增长的百分比，因为数量的差别几乎总是带来质量的差别，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质量，我们就不能说出数量增加（比方说10％）的真正意义。对吃不饱的人们来说，粮食分配增加10％，将使他们的体力、智力和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但对吃得很好的人们来说却没有这样的作用。俄国和英国的商人各增加10％，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①
①这告诉人们，对数表和与此相类似的只注重经济数量百分比变化的方法，用途很窄。
一个大城市的新郊区的工业人口和贸易增加四倍，从各方面来看其意义都不如全城人口增加四分之一大；新西兰的贸易增加一倍，其意义要小于俄国的贸易增加一半。
一个工业大国的经济发生波动，要比小国发生经济危机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等等，等等。
假设某一工业大国开辟了直达一些巨大市场的海上交通，该国的商人因此而可以向这些市场运送对路的商品。它向这些市场的输出的增长额，若以百分比计算，也许比另一个已与这些市场有很长贸易历史的国家快许多倍，虽然其实际增长额可能只有其竞争对手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许还没有象竞争对手那样，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在这种贸易上面，因为它遇到的困难还比较小。当然，它最终可能超过竞争对手，但增长的百分比本身并不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会如此。如果只举出百分比而没有总数，就无从表示它所面临的困难或许比它已经克服的困难大得多。
所以，总数和百分比必须一同研究，不可分开。实践会使每个人都能一边看连续各年的总值数字，一边相当正确地写出变动的百分比，反过来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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