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国家需求弹性”这个词的意义。
李嘉图通过自己单独一人的研究，阐明了支配一般国际贸易的原因。但其研究主要限于E与G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一章中，我们先仿效李嘉图的方法，然后再扩大讨论范围。李嘉图的著作主要是写给商人看的，他知道商人是会自己考虑如何把贸易扩大到两个国家以外的范围的。
一条橡皮带的弹性可以用一定的力把它拉长的限度来计量（橡皮带的长度为已知）。所以，我们可以用进口条件的改善导致的进口货物的增加量，来计量一个国家对进口货物的需求弹性。
我们先考虑这种情况，即只有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其中每个国家都需求另一个国家的商品，并通过这同一行动来供给自己的商品；无论怎样，在没有国际信贷的情况下，应该说一方的需求构成了另一方的供给，一方的供给构成了另一方的需求。一个国家同整个世界的贸易也是如此，现在世界各国已被世界市场联结成了一个整体。该国对外国商品有效需求的弹性，不仅取决于它的财富及其人民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弹性，而且取决于它根据外国市场的需求调节本国商品供给量的能力。
这种情况在早期贸易中很明显，那时只有极少数商品担负得起远距离运费，各国主要是同邻国做生意。就是现在，对于贸易主要得力于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不是人力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仍很明显。一个国家如果其对外贸易的资源主要得自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那么它扩大贸易额就必然会大大降低对其有利的贸易条件，因为它对自己的资源或许已经开发到了无可再开发的地步，或者因为它的出口产品只有在供给量有限的时候，才能在国外卖得高价。
2．虽然一个富庶的大国对进口货物的大量需求往往使对外贸易条件不利于它，但其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阻止这种倾向，而且常常压过它。
大国与小国，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土地已集约耕种的国家与困难不在生产农产品方面而在运输方面的国家，它们的需求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穷国几乎买不起外国的东西，除非这些东西有极大的用处，而富国购买的东西有许多则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富国得自贸易的真正利益少于穷国，其原因与下面的情况相同：当一个富人与一个穷人公平合理地做交易时，即当富人用一件价值一镑的东西与穷人换取另一件价值一镑的东西的时候，富人得到的真正好处，不可能与穷人得到的好处一样多，原因很简单，对拥有很多钱的富人来说，每一英镑购买力所具有的实际效用较小。另外，富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向穷国提供农业工具和狩猎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成倍地提高穷国的劳动效率，穷国自己却制造不出来，而富国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从穷国那里买来的大部分东西，至少可以找到相当好的代用品。因而一般说来，中止贸易给穷国造成的真正损失要比给富国造成的损失大得多。
因为李嘉图论述的范围较窄，所以他没有把这些差别考虑在内。但穆勒却前进了一步。他正确地指出：“享有最有利的贸易条件的国家，是这样一些国家，外国最需要它的商品，而它们却最不需要外国商品”，他接着说：“除其他结论外，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富的国家得自一定对外贸易额的利益最少，其原因是，由于它们对商品的需求一般较大，因而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也就较大，这就使交换条件变得对它们自己不利。当然，它们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总和，一般说来要大于穷国，因为它们的贸易额较大，可以获得薄利多销的好处，但就个别消费品来说，其所得则较少。”①
①参阅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十八章第八节。
这一论点，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的确，小国的对外贸易额相对于其人口来说往往比大国大，因为小国要靠资源丰富的国家供给许多东西，因而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很迫切，而富庶的大国则可以用其种类繁多的商品，其中包括许多在普通统计表中显示不出细微差别的上等土特产品，来吸引外国购买者。
但是，穆勒的这一论点需要用另一可能会得出相反结论的论点来补充。这就是：富庶的大国有可能制造出各种新的工具和机械，各种新的舒适品和奢侈品，它往往同许多国家建立有高度发达的运输联系和商业联系，不必向充斥某种货物的市场推销这种货物。富国和穷国不是仅仅彼此进行贸易，它们还同世界上其他各国进行贸易，同穷国相比，富国具有更多的机会使自己的产品适应各种不同市场的需要。如果一个假想的英国只输出棉布，而一个假想的德国只输出亚麻布，那么，其中随便哪一国愈富，其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肯定就愈小。但实际上，英国和德国在致富的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减少那些有可能充斥外国市场的出口货物的产量，而代之以可以满足这里或那里的稳定而有弹性的需求的商品。但在研究这种情况以前，最好是把穆勒的论点稍许引伸一下。
让我们假定：G国与E和E′两个国家进行贸易，这两个国家除E十倍于E′，其人口也十倍于E′以外，其他一切方面都相同，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相类似，两个国家普通居民的富裕程度及其对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的渴望程度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输入总量而言，E的需求弹性就将是E′的十倍。只要E的需求有弹性，G就不会受E′需求变动的严重影响。
这使人联想到其他一些情况，其重要性将在我们讨论特惠关税的影响时显示出来。所谓特惠关税就是对来自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某一种物品征收十足的关税，而对来自另一些国家的同一种物品却不征税，至少是不征收十足的关税。（当然，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的保护关税是特惠关税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对国内生产的相同货物是不征收这种税的。）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国家对一种物品价值的影响，并不仅仅依赖于它需求或供给该物品的弹性或对该物品需求或供给的反应程度。只有当所有国家在经济力量，即人口、财富和能力上相等时，一国对某一种物品价值的影响才仅仅依赖于该国需求或供给该物品的弹性。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一国对某一种物品价值的影响依赖于该国对较为有利的交换条件的总的反应能力，即依赖于它的进口额乘以其需求弹性所得的数值。如果E和E′都与G进行贸易，E的影响将十倍于E′，因为虽然两个国家的需求弹性相同，但E国的进口额是E′国的十倍。
3．供给丰富与否是影响需求弹性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可以肯定，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李嘉图的两个国家之中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一般商品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弹性。即使E和G只是彼此进行贸易。如果我们把E看作是富庶的商业大国，而G代表所有的外国，那么就可以绝对肯定上述说法了。因为E肯定要输出许多物品，这些物品至少对某些外国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而如果它提出的条件对买者非常不利，会立即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如果E的出售条件对买者较为有利，则可以肯定它的出口货物在某些国家的销路将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现代商业和现代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如果E出售货物的条件对买者较为有利，那么世界各国对其货物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如果E坚持对自己较为有利的出售条件，则世界各国对其货物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而E一方面肯定要从世界各地输入许多物品，这些物品的出售条件如果对它不利，它会拒绝购买；另一方面，如果世界各地向它出售货物的条件更为有利，它会增加进口额。
一个工业大国的繁荣，既依赖于人力资源，也就是依赖于其居民的十足干劲和多种多样的才能，又依赖于大量的资本供应，这两者可以比较容易地适应世界各地范围极其广泛的需要。如果它需要更多的进口货物，它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迅速地使它的需求有效，因为增加出口可以使它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它所需要的物品，而不致使贸易条件变得对它很不利。它的大多数产品在卖出去以前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一事实表明，外国的需求量也许很大，而这种需求它是能够控制的，如果它自己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的话。另一方面，如果外国市场接受它的出口货物的条件不如以前那么有利，一般它可以比较容易地利用生产出口货物的一部分资源，来满足其国内对同类产品的需求。
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对输入的需求，一般都要比同一类商品的世界供给少，因而世界几乎总能很容易地通过供给的变动来迅速适应需求的变动。固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战争会暂时抑制两个或更多个国家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同时又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战争突然停止也会引起同样的紊乱。还有，个别大国的信用和工业活动的崩溃，甚至其关税制度的大变革，也会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出口工业受到干扰。但这些影响是短暂的。下面这个一般规律的例外是不多的：一个工业大国可以很容易地调整它的输出，以适应它愿意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的货物量的变化；世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输出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加以调整，以适应该国买主所愿意接受的贸易条件的变化。
由此可见，有效的国际需求弹性依赖于欲望的弹性和供给的相应调整。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对输入的需求一般还是有弹性的。世界对其商品的需求一般也是如此。
4．一些主要工业国家对进口货物的需求的特征。
新国家的输入主要取决于它们与旧国家的信用关系。如果信用关系好，它们会输入大量铁路设备和其他设备。因为它们主要是用借款支付新企业中工人的工资，所以这时它们输入的、供国内消费的货物量增加很快。它们的信用部分取决于本国金融领袖的小心谨慎，部分取决于国际信用的动向，部分取决于新矿源的开发，部分取决于谷物的收成和牧草的供给，部分取决于本国关税的变化。一般说来，新国家的人民进取心都很强，都渴求新事物，乐于采取花钱少而收益大的个人支出方式，更乐于采用成本低而效率高的工具或机械。所以说，他们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
无论是在新国家还是在旧国家，消费额从而输入额，在一般商业信用上升时期通常都很大；同时物价也较高，所以输入额看起来很大。但象英国这样的贷款国家，在信用好而其工人和别的阶级都在随便花钱的时候，总是大量输出资本，而借款国则会通过赊购来增加其输入，即使它不借款，这时也将是其输入额最大、输入货物价格最高的时候。
日本与新国家相似的地方是，它渴望采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尽管西方的生产技术需要的资本多于它拥有的资本。日本输出的那点初级产品必须以很高的实际成本从其狭小的土地上生产出来，因而其人民很贫穷，但它们却很机敏，同西方的思想有密切的接触，很有主见，富于事业进取心，以致日本出口的工业品正在迅速增加，正在用所得的收入购买大米、棉花及自己不能以低价生产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需求对贸易条件的变化是很敏感的。
印度还未觉醒，还未认识到要向日本学习。虽然其棉纺业大部分掌握在自己人民手里，但它大量出口的茶叶和黄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企业控制着。尽管印度人口很稠密，但几乎所有其余的出口货物都是依靠原始方法生产的初级产品。铁路设备在其输入中固然占很重要的地位，但输入的主要还是供本地和欧洲的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印度正在越来越多地输入的许多物品，如果其人民有所觉醒的话，可以很容易地自己生产出来。印度主要通过出口棉花、黄麻和茶叶来偿付进口货物。最近主要由于这三种种植业获得了发展，才降低了印度为其不断增加的欧洲进口货物付出的实际代价。
中国和俄国在许多方面与印度相似，但高关税和国内运输方面的困难，使它们的贸易少于印度，而且反应力也比较差。过去二百年来，南美洲的巨大财富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对南美洲的财富寄予厚望，希望的破灭对这些国家遭受的许多次商业危机起了巨大作用。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毅力正在努力逐步克服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当地居民虽然性格柔弱，但头脑很敏捷。特别是在他们的一些主要城市里，对适合需要和卖价便宜的西方商品，其需求极有弹性。他们具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向西方大量输出高档货以偿付他们真正想进口的货物。
外国对一个国家的全部输出的需求，往往不是很迫切，其弹性往往很大。但有几个国家对英国煤的需求却相当迫切。英国可能会以每夸特八十先令的价格购进大量外国小麦而不是放弃大量外国小麦的供应；另一方面，即使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永远定为十五先令，英国也不会大大增加其小麦进口，作为人的粮食（虽然它可能按这种价格买来作饲料和制造酒精）。但没有哪个国家对其大部分进口货物的需求固定不变，每个国家都可以放弃其大部分进口货物的消费而不感觉很大痛苦。另一方面，如果进口货物的实际价格大幅度下降，它也可以大大增加外国货物的消费。
如果英国能以较低的实际价格获得进口货物，那么，除了那些连贫苦阶级也已充分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外，英国很快就会大量增加几乎所有进口货物的数量。一些新的进口货物会取代本国制造的同类货物，另一些进口货由于价格降低，消费量会增加，也许会取代从前本国生产或提供的、与进口货很不相同的商品或劳务。原来用于生产国内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资源，现在由于人们不再需要这些产品和劳务，而被用来生产出口货以偿付增加的进口货物。这种变化如果来得突然和猛烈，会使本国的某些行业遭受很大损失。但事实上，这种变化一般都是逐渐发生的。它们很少大规模地发生，不会象取代某种技能的技术革命那样来得那么快。应付这种变化的方法，一般是慢慢减少流向走下坡路的工业的劳动和资本。
一个国家对外国货物的总需求弹性，是由该国对各种货物的需求弹性构成的，当然要考虑到增加需求所需要的时间。如果转到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我们必须把一国多供给出口货物（这些出口货物要能在国外卖得好价钱）的能力，分解为该国各种出口工业的扩建能力和财力物力的丰富程度，以及情况发生变化时从为国外市场服务转为国内市场服务的能力。在这方面，时间因素极为重要。因为，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等到拥有了更多的贵重设备和专门技术，新企业得以建立，老企业得以扩建的时候，才能够全面调整供给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只有等到旧设备价值猛跌，可以被废弃的时候，等到现在已不太需要的专门技术和知识转用于别的工作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能适当减少供给。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即从过境税（无论是出口税还是进口税）的归宿这一角度来考虑上面的问题。从过境税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我们要考虑的主要不是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受的影响，而是个人的总和所受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也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只要消费者不能或不愿减少某种商品的消费额，或无法从其他来源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这种商品，那么，对该商品征的税就要由消费者来负担，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商品因价格提高而消费额减少，同时生产者又无法把其才能、精力、设备以及商业关系迅速转到其他有利可图的方面，那么，对该商品征的税就要落在生产者的头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