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和事

    古希腊人认为国家就是一切。如果国家就是一切，那么它和权力就绝不应当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保障人民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人民的这种权力绝对不应受到限制，但可以把它分散。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哪里存在着对权力的最多参与，哪里的自由度也就最大。但这种做法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使国家权力变得更加不可抵抗。因为：自由的增长就是权力的增长。

    在古代，是国家自己给自己设定义务。自由不是来源于国家，而是国家的一点附属物。当时缺乏的不是权威，而是对权力的参与。

    在古代世界，国家执行着教会的职责。国家把政教两大功能合二为一到自己手中。是基督教把政教两大功能分离开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政治上产生的显著行为就是对权威施加限制。代议制，是现实中所能存在的最好政府形式，这对古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防止一个党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理念是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斯多噶学派等人的政治学说本义。

    在民主制度下，公职通过投票获得，这防止了党派集团对公职的垄断性支配。

    在古希腊，政治思想是被现实生活中政府的缺陷所激发出来的——在古罗马则是被宪法的美德所激发出来的。

    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于自由出现之时。

    在近代以前，我们知道仅有三个人是由内在心灵主宰自己的人：苏格拉底、西塞罗、圣奥古斯丁。

    苏格拉底宣扬：法律是独立于国家并高于国家之上的东西。

    苏格拉底确实是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献身的。

    波利比阿无法诊断出隐藏在神奇的罗马宪政结构中的瑕疵，因为这套宪政在表面上显得完美无缺，它的平衡性也被完美地保存着。因此，波利比阿当时不可能寻找到一部他认为更好的宪法，他认为这样一部更好的宪法应当是一部混合政体类型的宪法，这对许多文明国家来说还是捉摸不定和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但是，真正导致罗马自由毁灭的因素不是罗马宪政结构的缺陷，而是一种活生生的行为状态——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战争引发了那些推翻罗马共和国的各种事件——格拉古改变了军队在宪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意大利人民的投票权。

    罗马和犹太这两个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例子。正常状态下这两种教化都是必要的。权威的冲突不应该使人民产生迷乱错觉，并迫使人民不得不在相互对立的权威中各自做出判断并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立场。

    罗马的宽容不是为了良知而存在，而是为了统一所有的神明而后吞并所有的国家，征服艺术中行之有效的规则。

    在罗马……国家拥有禁止任何宗教存在的独裁权力，没有从国家里面得不到的任何特权。因此，当时，无论宗教看起来是多么自由，它也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的展览品，而不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罗马法也是对历史连续性的一种破坏，它为专制主义作好了准备。

    宗教上的排外和清洗运动并未能拯救罗马，就像后来基督教的类似行为一样。解放、宽容和代议制也都没能拯救罗马。这就是罗马覆亡的原因所在。当时没有奴隶制，就会有农奴制来填补空缺；当时若有宽容，基督教就早已成了自由的同义语。

    当一些欧洲民族被罗马征服而并入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欧洲民族的不幸归因于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太低，就像当初某些野蛮民族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经历一样，这种观点从普遍意义上讲是错误的。相反，这些被征服的欧洲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当时处于最先进的地位：(1)具有高度的教养；(2)已经达到文明的成熟状态并像当时的亚洲民族一样开始走向衰退。我们知道……当时的高卢民族的文明程度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同样的情形是西班牙民族的文明水平。这些民族的反抗精神是很悠久的，这点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些民族早期文明的一些标志上。绝大多数被罗马征服的民族的文明要比罗马文明悠久得多。……征服与被征服在古代历史阶段与文明程度高低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论制度水平，那么它在古代是很低的，它无法实现自由。然而在理念的王国里，它的功劳是很大的。

    很多异教徒的制度都没能幸存下来——只留下了观念上的影响。

    斯多噶学派为罗马贡献了它的哲学。首先，是一种高水平的法律观念；其次，是这种法律观念认为法律既不受制于宗教传统也不受制于民族传统，法律拥有高于人类理性的权威，所有的人在这个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孩子。而这一切，又是良知教导给我们的法则。

    基督教与波斯帝国格格不入，但在罗马帝国则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罗马帝国，哲学观念摧毁了旧的信念，使人们产生了对一种更好信念的需求，这为基督教的流行准备了条件。相反，在波斯帝国则存在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宗教，并且不存在哲学。

    乡镇是自由的保姆。

    中世纪的最后200年发展了自由的形式，但是却没有产生自由。为什么?因为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