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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我之所以说表面上的禁欲主义，是因为不相信真正的禁欲主义能够成为一国全体国民的特性的缘故，同时还因为我国国民的礼节和习惯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许认为是冷酷无情。然而，我国国民实际上对柔情的敏感并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国国民的多情善感的确要胜过其他民族好几倍。因为抑制感情的自然发作的努力本身会产生痛苦。请试想一下少年——而且还有少女所受的，不要为了发泄感情而流泪或发出呻吟之声的教育。这样的努力，是使他们的神经迟钝了呢，还是更加敏锐了呢，这是生理学上的一个问题。
武士在面部流露出感情，被认为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是在评论伟大人物时所使用的话。最自然的爱情也要受到抑制。父亲抱儿子有损他的尊严；丈夫不能与妻子接吻——在私室中姑且不论，在别人面前是不能这样做的。一个青年开玩笑说：“美国人在别人面前吻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打她；日本人则在别人面前打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吻她”，这句话也许含有几分真理吧。
如果举止沉着，心情宁静的话，就不会为任何种类的激情所困扰。我想起了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的一件事。当某联队从某城出发的时候，许多群众为了向队长及其军队诀别而聚集在车站上。这时，一个美国人来到这个地方要看他预期的喧闹感情的迸发。这时全体国民已经非常激昂了，而在这些群众中也有士兵的父、母、妻子、情人等等。然而，这位美国人感到奇怪而失望了，因为当汽笛长鸣，列车开动时，数千人只是沉默地脱下帽子，恭敬地低下头来告别，既没有挥动手帕的人，也没有说出一句话的人，只有在深沉的寂静中侧耳倾听，才听得到细微的欷歔呜咽声。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有的父亲为了不让孩子察觉到父母心软的表现，竟站在拉门后面整夜倾听病儿的呼吸，有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为了不妨碍她儿子的学习，不让把他叫回来。在我国国民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能够同普鲁塔克的某些最动人的篇章相媲美的巾帼英雄的实际例子。在我国的农民中，伊恩•麦克拉伦肯定可以找到众多的马吉特•豪。①
① 伊恩•麦克拉伦作品中的人物，贤妻良母的典型。
在日本的基督教会里，信仰热复兴并不频繁，这也可以同样地用这个自我克制的锻炼来解释。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当感到自己的心灵激动时，作为其第一个本能，就是悄悄地抑制住这种激动的外露。由于不可抗拒的心灵而让舌头自由地作真诚而热忱的雄辩的例子，是极稀少的。鼓励去轻率地谈论心灵的体验，就是教唆去破坏第三诫——[“勿以汝之上帝耶和华之名妄言”]。对日本人的耳朵而言，在乌合之众的听众中用最神圣的语言去讲述心灵的最秘密的体验，的确是刺耳的。某个青年武士在日记中写道：“你的灵魂的土壤感到被微妙的思想所撼动吗？这就是种子在萌芽的时候，不要用言语来妨碍它。静静地、秘密地，让它独自活动吧。”
费许多唇舌来发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宗教上的东西，在我国国民中看来，这是它们既不深邃、也不真诚的明确标志。谚语说：“开口则见肠，其唯石榴乎。”
在感情活动的瞬间，为了隐蔽它而使劲紧闭双唇，这完全不是什么东方人的心地乖僻。对我国国民来说，如同一个法国人[塔列朗]所下的定义那样，语言常常是“隐蔽思想的技术。”
在日本朋友处于最深重的痛苦中去访问他时，他会带着红眼圈、濡湿的面颊，却仍然和通常一样，面泛笑容来迎接你。起初你们也许会以为他是歇斯底里。假如一定要求他加以解释的话，那末大概就会得到两三句片断的俗套话，“人生忧愁多”啦、“相会者常离”啦、“生者必灭”啦、“数亡儿的年龄虽是愚痴的，而女人的心常沉溺于愚痴”啦，如此等等。因此，远在那位高贵的霍亨索伦说出他那句高贵的话，即“要学会不吭一声地忍耐下去”很久之前，在我国国民中就有众多的心与之共鸣。
实际上，日本人在人性的软弱遇到最严酷的考验时，有经常作出笑颜的倾向。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民的笑癖，有着比德谟克里特其人要好的理由。因为我国国民的笑最经常地是在受到逆境困扰时，作为遮掩其努力恢复内心平衡的帷幕。它乃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
由于经常被要求这样抑制感情，便在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安全阀。10世纪时的一位诗人[纪贯之]写道，“这样的事，可能并非爱好诗歌，中国也好，这里也好，这都是心思不堪重负时的一种手法。”一位母亲[加贺的千代]想象死去儿子的不在就像往常出去追扑蜻蜓似的，试图这样来安慰她那受伤的心，吟道：
追扑蜻蜓，今天你要走到哪里呀！
我就不再举其他的例子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把这些呕心沥血地从胸中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穿在价值连城的珍珠线上的思想，译成外文的话，反而会糟踏了字字珠玑的我国文学。我所希望的只是，把那种表面上每每表现为冷酷无情，或者似乎搀和着笑容与忧郁的歇斯底里，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其健全性的我国国民的内心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
有的人这样说，我国国民能够忍受痛苦而且不怕死，是由于神经不敏感。这在一定限度上是可能的。下一个问题是这样——“我国国民的神经紧张程度低是因为什么呢？”我国的气候或许不像美国那样富于刺激性。我国的君主政体或许不像共和制的法国人那样使国民兴奋。我国国民或许是不像英国国民那样热心读《归衣新裁》。我个人的意见是，我相信承认不断的自我克制的必要并且厉行这种自制，的确是由于我国国民的易于激动性和多愁善感性的缘故。总之，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说明，如果不把长年累月的克己锻炼考虑进去的话，都不会是正确的。
克己的修养很容易过份。它有时会压抑心灵的活泼的思潮。它有时会扭曲率真的天性使之变成褊狭、畸形。它有时会产生顽固，培育伪善，钝化感情。如何高尚的德行也有它的反面，有它的赝品。我们在各个德行上面，必须认识其各自的积极的优点，追求其积极的理想。而克己的理想，按照我国国民的表现来说，就在于保持心境的平静，或者借用希腊语来说的话，就是达到德谟克里特称为至高至善的euthymia的境界。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自杀及复仇的制度，前者是克己所达到的顶点，而且是最好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