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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识方面令人忧虑的情况正困扰着当今世界。这是多种矛盾构成的令人忧虑的情况。这些矛盾的证据可以在正在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生命力的各种教育的、社会的、生物学的和物理学的趋势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发现。
乔治·凯普斯曾绝妙地证明了这样的观点：这些矛盾正在使作出种种努力来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现代化的那些明智、好心好意、勤奋——但不起作用——的教育工作者们感到灰心丧气。在给《艺术与科学的结构》一书所写的编者导言里，他把这种情况描述成一场通讯的危机。
如今，那些在文化和科学领域里工作的人承认有一种通讯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经验的破碎和知识分散到许多独立的、越来越有自己独用语言的学科中所引起的。这种交危机已经危及我们对一个有内聚力的世界的了解。尽管我们有丰富的知识，但是我们正在受到文化上的贫乏的损害；科学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巨大的新前景，但是我们未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新技术或者聪明地分享这种新技术。
正是在这个矛盾重重的令人忧虑的情况——这种通讯的危机——的背景下，才能最恰当地解释和理解拉兹洛教授在本书中所概括的主要概念框架和重要性。粗略看一下少数这些令人沮丧的矛盾，就可以为识别和评价本书对未来教育制度的预期影响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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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积累起来的信息量在以几何组数增加时，我们对基本知识的理解似乎正在逐步隐入地平线。过多的未消化的信息所引起的混乱使我们感到疑惑：这种信息爆炸是否可能证明是一种灾难而不是一件好事。当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互相依存，而且需要更大程度上的合作时，我们却看到更多的群体扬言要破坏这个系统。最后，在我们的全球社会越来越接近生存要求要我们变得更加虚心和灵活的时刻，我们却在僵化，变得更加刻板和不灵活——从而对未来更加感到担心。
幸亏世界各地被唤醒的公民们并不满足于守株待兔。十多年来，焦虑不安而有想象力的男男女女已被动员起来采取行动。这些群体看来都有这样的信念：与其无所事事地等待别人来为一种缓慢地恶化的形势做点什么，倒不如进行某种试验性的变革——即使可能失败。
遗憾的是，大多数这些群体在努力为自己和社会设计一条新的路线时，似乎在使用一只老式的指南针和一幅毫不相干的地图在一个复杂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绝对价值观——即使是新的绝对价值观——的指南针不可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指南针往往引导群体去消除症状而不是去消除病因。
在一个动态的、相对变化着的世界上，固定不变的地图或蓝图也不可能把这些群体引向更好的境界。所需要的地图与哥白尼的宇宙图而不是与托勒密的宇宙图有共同之处。而且，在一个哥白尼的理智世界上，使用托勒密的宇宙图是把力量集中在相对表面的、固定不变的控制技巧上，而不是集中在使有意义的控制成为可能的动态信息流上。
像许多这些群体感到灰心丧气那样，我们社会的另一个大群体甚至可能更加灰心丧气。这个群体是由好心的人——尤其是有专业的人组成的，他们意识到需要做相当重大的变革，但是他们不与任何以行动为目的的群体为伍。他们只是说：“我能做什么呢？——是制度需要改变。我显然不能改变制度。”
还有另一个群体，或者说实际上是几个群体，一直在诚心诚意地、耐心地和孜孜不倦地通过发展和改进诸如循序渐进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模拟、小组协同教学、感受性训练和快速阅读教学等做法来使教育制度现代化。尽管这些群体也感到被他们的教育制度所“限制”，但是大多数这些群体继续把它们的努力局限于在现有制度范围内的局部变动。
尽管教育方面的这些革新是有价值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付诸东流，因为这些革新不能提供所需要的那种前景。航天时代的大学生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跨学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帮助他确定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需要什么信息。他必需被看成是一名理智的航海家，而不是一名理智的“依法定居者”。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简单的、高度专业化和事先规划好的世界上，“依法定居者”对一个固定领域的知识的“权利”是可以承认的。
换言之，在一个复杂的、互相依存和相对来看不为人知的世界上，新出现的迅速变化的趋势正在迅速改变着教育的需要。如今的大学生不仅必须学会航海，而且必须学会终生独立地在相对陌生的、动态的、互相依存的和复杂的理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世界上航行。
早先受到批评的方法不能提供全貌的动态前景，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是在一个过时的、有组织的知识框架中使用的。当代的真正需要是把知识重新组织在各种简单的、综合的和灵活的构型中，这些构型适用于各种现象。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性的时代》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需要。
最可能的设想是，每一种旧的划分、学科和院系都会变得时而成为学习和理解的障碍。我们正在从笛卡儿的宇宙观——重点放在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上——转向一种外形观——强调整体和构型，这个事实对各个研究和知识领域之间的每一条分界线提出异议。
杰罗姆·布鲁纳的《走向一种教学理论》一书中的下述两种说法进一步证实这种观点：
如果有任何适应变化的办法，这种办法必须包括……发展一种元语言和处理变化的连续性的“元技巧”。
在这种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教育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培养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这种优先考虑是否能培养出管理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却在未定之数。因为没有一种特定的科学或技术提供一种元语言，用这种元语言来考虑一个社会、它的技术、它的科学和不断革新的变化。
在给两期特刊写的导言《在一个变化着的社会里设计学校的课程》中，R．W．伯恩斯和G．D．布鲁克斯也强调需要使我们的19世纪类型的知识现代化。
基本的课程改革首先声及内容的结构……主要的问题是课程内容，今天的课程内容与19世纪学校的课程内容没有多大区别。
一旦发生了必要的那种知识的重新定向，教育的学校课程就可以得到发展，从而使近几十年不起作用的教育革新能够获得新的生命。而这正是拉兹洛提出的系统哲学起作用的地方。系统哲学能够为使基本上过时的教育系统的参数——知识结构——适应当前的各种需要提供一个概念基础。
由于这种新兴的系统哲学，现在看来有可能发展学校课程，使学生能够同时学习几种技巧、方法和概念，比他单独学习任何一种更快、更少花钱、更有意义。
这种期望——如果能实现的话——的意义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教育方法可以用在全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技术先进国家的贫民窟里未受良好教育的人越过传统的教育程序，直接获得航天时代的教育机会。教育和研究方面的这些有关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一般的人成为正在塑造我们这个社会的新兴技术系统的主人——而不是牺牲品。
有了本书关于系统哲学领域的明确建议和一般看法——聪明的外行人和这个领域的内行人都很容易看懂——实在是件好事。本书是由一位相当杰出的哲学家所写，这一点也有助于使一般系统领域增加了可信性，而广大教育工作者还有时间熟悉这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出，拉兹洛以学者和权威的身份指出消除哲学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之间的隔阂的方法，更增加了他这本先驱著作的价值。
系统哲学使之成为可能的综合教育模式最明显的成果之一是，工业部门、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及一般的专业部门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人员。看来已经接近这样的时代：从工作安全和专业继续得到发展来看，增加灵活性、多面性、想象力和对社会的关心，对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不太明显但更加重要的成果可能表现为重新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由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不断变化、更加复杂和互相依存，所以同舟共济就变得更加至关重要。过去的每一个月的各种事件似乎越来越表明，基本的选择正在缩小到两个一般的范畴。
第一种最明显的选择是，主要依靠一个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认为可以用现代协调人们的活动，更加明确地规定，为了生存，他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系统的责任就倾向于变成使人们的心理习惯于欢迎被免除为自己作出重要决定的责任。经过一段时间，个人往往会变得没有个性而成为一台巨大机器的可靠齿轮。
另一种选择——几十年来，商人们一直迫切需要这种选择——是，利用新的教育系统和支撑这个系统的技术来帮助一般的人正确评价更高的生命价值，尤其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这种协调社会的方法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这会继续使社会的各个成员随意破坏这个系统。如果我们要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必须着手发起一场大运动来教育一般的人，不仅正确评价自由的性质和重要性，而且正确评价新的技术和创造性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各种新的系统的性质和重要性。
这种个人的破坏力日益增加的趋势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骑马和坐马车的日子里，大多数社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从事快马邮递，或在一条汽船上工作的人们，拒绝工作，不大可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瘫痪。然而在今天，如果少数在电力公司工作的工程师离开工作岗位几天，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或寒冷的冬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处于危急之中。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专业数量增加时，任何专业对其他专业适当运转的依赖程度就增加。这就使人们坚持相信，对他们来说，要得到某种特别的好处，例如增加工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威胁要罢工，而且使整个社会对没有作出让步感到“遗憾”。
建筑物被炸毁和飞机被劫持日益频繁，只不过是这种趋势扩大到一些小群体的全面“消极力量”。改善了的交流网络，又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把这种趋势扩大到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的一致行动上。
由于这些趋势的结合日益导致一场危机中的危机，所以像拉兹洛这样的哲学家们不仅力求把各种类型的知识综合起来并加以简化，而且使普通人也能享受这些成果，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当我们走向“世界系统”（拉兹洛所描绘的“人世间的微观等级体系”的顶点）时，如果我们要继续使用文明社会的协调手段，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社会的福利，倾向于用“最贫穷的”，或者最少受教育的，或最受害的，或最没有权利的人的福利来衡量。一根链条的比喻可能使我们得到某种教益。我们知道，一根链条是否牢固性只能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增加一链条的强度的方法是验明那些比较薄弱的环节并设法加固这些环节。
既然成千上万人已经拒绝继续在贫民窟里“躲避社会”，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就可能必须学会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可能需要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有某些基本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似乎要崩溃，除非我们以某种方式作出某些基本的变革。越早做到这一点，变革就可能不那么剧烈，并对所有因此而发生的变革的好处就越大。同样的观念也适用于国际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各个国家的福利是关心的焦点。
在地方、州、国家、国际和全球的社会系统层次上，首先需要尽力发展更有利于所需要的各种变革的态度。改变态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有目的地按系统哲学中的基本模式来工作，提供使心扉敞开和舒展的心理锻炼。这种锻炼对于态度的改变来说是最有效、最有吸引力和最起作用的手段。
《人对人类的行动计划》被设计为一系列出版物，讨论会，还有为加速使狭隘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转化成本书所讨论的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系统而设计的各种方案。拉兹洛引用格伦·T．西博格鼓舞了这种计划的话。我将阐明这段引文，因为它出色地描述了这项计划的必要性。
这［人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这是新的迫切需要——我们都必需朝这个目标前进。尽管大多数有思想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关于这一点的说法各有不同，但他们今天所说的、所写的和所想的看来是一致的。而向这个方向前进，似乎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可行的选择余地。
为了把我们对系统哲学的要求变成一个教育全人类的全球性计划的萌芽，我们必须像这位评论家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提供简单的、花费不多的、富有想象力的和能起作用的概念的能力，把我们破碎的内政、国防和太空等复杂问题转变成一种全球性机遇的整合的构型”。
充斥在战略声明和程序性目标中的生态控制论这个术语，在这里可以被看成是拉兹洛所概括的一般系统控制论的一种特殊情况。简单地说，生态控制是一种社会控制的过程，依靠这种过程，生态系统和其他自主的系统或组织适应它们的环境，并“解决它们的问题”。“生态控制论”包括常识，以及一般生态学、经济学和控制论的下述一般化成分的隐喻性融合：
1．一般生态学的广义范围和物种平衡功能。（这可以被称之为“鸟眼”看“世界这只苹果”）
2．推广到包括使用一般手段尽可能有效地达到规定目标的经济学的决策、确定重点和分配框架。（这可以被看成是“蛀虫眼”看这只“苹果”。）
3．一般控制论和有关学科中强调的处理信息的操作。（这可以被看作比喻性的“液计”流过苹果树，使苹果、蛀虫和鸟都能生存！）
完成这种使命的一般方法主要围绕着肯尼思·博尔丁所说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使学生能够给自己的头脑编制程序，并在需要的时候和为今后一生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目的给自己的头脑重新编制程序。有三个概念引导我们努力去识别和运用这种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知识。一个是一般科学的节省思考力的功能。另一个是乔治·波利亚鼓吹了几十年的启发式方法。第三个是巴克明斯特·富勒几十年前生动地描述过的观念，即协同作用。现在让我们来依此说明这些术语的含义。
节省
本世纪初，厄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科学》一书中声称，“科学的目的就是节省思考力”。同样，拉兹洛在第八章（“系统：一种本体论的框架”）中也声称，“节省思考力是各系统理论的一种始终存在的动力，系统哲学也不例外。”
因此，这里所说的节省远不止是以低廉的价格购得商店里陈列得旧了的商品或低档货的那种“讨价还价”法。从常识来说，节省意味着使一定量的财力物力所取得的成果最优化。或者说，节省意味着以最小的财力物力取得一定的成果（达到一定的目的）。
因此，节省是使任何财力物力或手段（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美学的等等）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和美学的等等）好处的过程。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关于“风格意识”的描述十分简洁地表明了这种观念。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他说：
这是一种美学的意识，建立在赞赏简单而毫不浪费地直接达到一个预期目的的基础上。艺术中的风格、文学中的风格、科学中的风格、逻辑中的风格和实际行事中的风格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美学性质，即达到目的和节制……
在最好的意义上，风格是受过教育的头脑后来学到的东西；它也最有用。它遍及全人类。具有风格意识的管理人民痛恨浪费，具有风格意识的工程师节省他的原材料，具有风格意识的艺术家追求完美的作品。作风是头脑最后的美德。
启发式方法
启发式方法实质上是直观地探索各种有问题的情况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制定简单的、常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启发式探索通常是严密精确分析的前奏而不是替代这种分析。
协同作用
这里所说的协同作用，是以有创造性的方式组合和利用任何东西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便产生全面的结果或超过各个部分总和的红利的过程。这种超过或盈余可以被称之为奖金。在经济领域，这相当于企业家的利润。建筑哲学家巴克明斯特·富勒强调了协同作用这个术语几十年。通过探索性地和有控制地把世界上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组织成分（公分母）与通用的元语言结合在一种系统理论的元模式中，我们便有了一个认别、发展和利用博尔丁所说的“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知识”的基础。这种方法看来是把厄恩斯特·马赫的节省思考力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在结束这篇评论时，我们要引用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的一段话：“以教授的身份探索未来，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类各种可能性的科学……把科学与一切其他知识结合在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和无止境的同人类命运有关的知识、观念和价值的系统中。”尽管我们显然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是我们感到，按照我们得到发展和利用这本先驱性著作的能力，成功必定即将到来——而且有希望在“危机中的危机”出现之前。
杰里·W．克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