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作者：刘志琴
治思想，受到人们的崇奉。明初是程朱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多次诏令学者士大夫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洪武二年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松下杂抄》卷下)明成祖时颁布《性理大全》作为权威典籍，不许任何人非议程朱学说，因此“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援；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由此可见，程朱理学被明王朝奉为统治思想，独霸学坛，气势炙人。
然而，明中叶以后王学兴起，不仅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学界的局面，还大有取代程朱的趋势。首倡者王阳明发掘湮没已久的陆九渊学说，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理论，提出良知说，重新确立心学体系，史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的本义在弘扬存天理，灭人欲方面与程朱并无二致，但又补正程朱之学过分拘泥一事一物，而疏于人格修养的缺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善恶的标准、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他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阳明全书·传习录》)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做到心中没有一丝人欲之私，即能洞见天理，得到天理，即是圣贤。克欲之道便是致圣之功，无人心不具有这种良知良能。这就把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追求，引向内心世界的磨练，而磨练又在于如何泯灭人生的各种欲望，从心灵深处自觉奉行纲常名教，使人格的完善与认识论、本体论融为一体。
这种学说把陆九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到极端，心外根本没有事物的存在，更无天理可言，天理只存在心中，心中自有天理。王学力图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欲，不得不极度推崇内省的功能，一旦把个人的自省抬到成圣成贤的高度，以致上通天理，达到神圣化的境界，在客观上就不能不引起冲击传统偶像的后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这对长期受儒学禁锢的人心是一种释放。尤其是王学所标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命题，打破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倡导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不仅给士大夫大开眼界，也受到庶民百姓的欢迎。诚如东林钜子顾宪成所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拔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小心斋答记》卷三)
民众乐于接受某种学说，固然因为这种学说能代表自身需求的实际利益，还可能从中寄寓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按照自己的愿望解释、发展这种学说。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出自王学，又越出王学，走向民间，并以贴近民众的百姓日用之学作为学说的重点。王艮虽然也讲缚私欲，但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这就是说，学术的传承要以是否符合百姓日用为准绳。据此他提出尊身(身体)知本，明哲保身的主张，提倡安身、保身、尊身，把身与道相提并论，反对以身殉道。他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知道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舍己，不以已依于万物。”“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王艮这样重视人身的价值，提高人的生存意义，这与理学灭人欲的初衷是相违背的，这也反映他是王学蜕变的肇始者和创始人。王学传至颜山农、何心隐更对人生的合理欲望作了充分的肯定，把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作为践仁、明道的体现。何心隐公然背叛五伦之教，舍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义，独留朋友一伦，把没有血缘连结的师友作为人伦的首要关系，这对传统的宗法关系是一大挑战，有人斥之为“大奸”，也有誉之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大毁大誉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顾宪成从私心利欲的角度作出中肯的分析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李贽又进一步从哲理上论证了人必有私的“童心说”，官扬天下尽市道之交，至此王学已非未来面目，因而有“王学左派”的称谓。
王阳明以灭人欲的良知说传道授业，可他的再传弟子却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利和欲本是追求、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动力，正因为有这动力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与生产水平。“王学左派”以明道、践仁，来论证“私”、“欲’’的合理性，为新的百姓日用之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基础，百姓日用之学也得力于王学的“不轨弟子”，在晚明发扬光大，风靡天下。对这变迁，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作出这样的总结：“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豁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豁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像这样背叛名教自非王学的本义，却又受之于王学的导引，这二律背反的后果使理学异化，走向它的反面，这是王阳明始料不及的后果，但作为一代哲人，又不乏有此隐忧。晚年他在南京讲学时，风闻弟子有背师教时，不无感慨地说：“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授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人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在他去世后，愈益不可收拾，以至有人把风俗的败坏归罪于王阳明说：“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人情，坏人心术。近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唱导。”(《春明梦余录》卷二一)
这是王学的“过错”，又非王学的过错。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在思想领域有强烈的反映。理学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思想的主干，不可避免地“向左转”，发生分裂、蜕变，从而兴起反理学的思潮。
纵观明代思想史，程朱理学称霸学坛，至明中叶已经失控，陆王心学的崛起，更使程朱的威信日下，二派争讼激烈，有以王学攻程朱者，也有以程朱非王学者。异端之说蓬勃兴起，有的近于佛学，有的又近于道学，有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还有向西洋寻求救世良方者，纷纷扬扬，多元并存。百姓日用之学如异军突起，既传之儒家的经典之教，又融入阐扬利、欲的新说，冲破了传统的程朱陆王、佛道儒法的禁锢，联翩地涌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害邪说”，学术±反对自锢，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市道之交说、童心说、情教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钱神论，引得附和者如痴如狂。酒店茶肆，盛行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异调新声，妇孺传诵，风靡一时。正是这种不拘守祖宗成法的时尚，涌现一股新鲜气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曙光。
新因素的激荡，正意味着旧传统不可挽回的失落。力图正风俗，重整纲纪者纷纷提出救世的方案；逆反性的文化生机又预兆传统文化必然要衰变而革故的趋势。晚明文化就这样交错着正统与异端、守成与更新、循礼与非礼的矛盾，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发展到明后期孕育了异端思潮，造就出破坏自己的反对派，尽管这并非是始作俑者的初衷，但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大潮，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顺流而下，带着困惑和矛盾，冲破理学的禁锢，为启蒙思潮的喷涌打开了渠道，这使理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力，在新旧学术的交替冲撞中，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从上述两种危象可见，前者是统治危机；后者是文化危机。这两者如影相随，文化危机伴发统治危机，是传统文化模式衰微的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源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的传统，是以礼制的模式作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统治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历代统治阶级都以法制的、哲理的、教化的手段加以贯彻和宣扬，形成社会的统治意识。这三者的一体化，蕴有结构上的矛盾。统治序列，亦即层层隶属的等级秩序，是三纲五常之命脉所在，自古即奉为千古不变移之信条，是不予变的因素；道德有盛衰荣哀，不会轻易变动；物质生活却是多变的因素。当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增加，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方式变迁，越礼逾制的现象大量涌现，必然要冲决道德的网罗，导致等级秩序的变动。刺激这种变动的，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国民经济结构，必然伴生商品经济周期性的活跃，从而又周期性的败坏礼制。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旧王朝的统治，但是新王朝仍然按照礼制的旧模式安邦定国，虽农民政权亦不例外。一度是农民领袖的刘邦定朝仪、复兴礼制，朱元璋加强礼制的建设，都反映农民起义并不是真正摧毁礼制的力量。真正促使礼制败落的是商品经济的刺激和欲望的增长。
明末种种有声有色的社会景象，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异端思潮为舞台的，然而这种景象都局限在少数城市。封建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制约，中国商人资本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历史局限，限制了商品经济能量的进一步发挥。商人和士大夫不能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启蒙思潮在人文方面的局限，致使晚明社会虽然跃动着变革的曙光，仍然不能迈出中世纪。但是沿袭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坚冰，毕竟已经溃裂，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如果没有新兴的异族清兵人关，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华夏族已无能力按照传统模式重整山河，明代缘此不是没有可能走出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步人新的时代。尽管这是艰难的历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的近代化可能提前到来，晚明社会给了这一信息。
(《晚明史论》，刘志琴著，即将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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