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作者：刘志琴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社会的新质因素往往在王朝鼎革的势态中表现。就文化而盲，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兴旺发达，为后世无以伦比，都是出于乱世中的争鸣；魏晋玄学崇论闳议，大大提高民族的思辨力，佛理援此融人华夏，促发了辉煌的唐文化，玄学也萌生于乱世；晚明一代，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有人誉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思潮，或是儒学的新阶段。众多的争议，恰恰表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为清代学者所不屑的衰世。不论是硕学鸿儒、孔孟老庄，还是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土生土长的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佛家，无一例外，都是生逢忧患，创立学派，在末世中形成，兴起或发扬光大。 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延续二千年，它本身不仅有创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政治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研究者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世，衰败的景象远胜过汉末、唐末和宋末，以致极度的强化和极其弱化的趋向，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循着这一势态，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烂熟，而至沉疴临绝，一蹶不振，出现解体的朕兆，不是没有可能突破内循环，开出新天地，但是值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之际，中国又未能赶上历史的潮头。
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己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这一衰变发生在明末，又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败落，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正在腐烂下去。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干预，纯系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轨迹。历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如创始、延续、加强和调整革新，都不乏研究的丰硕成果，而对于末世衰变的研究，却往往流于概念化，就是对开国皇帝也比末代帝王的研究更见成效，因此剖析这一特定时期的封建统治是怎样没落的，又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城市民变迭起，但没有联合的趋势，更没有扩散到农村。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斗争尚未越出相对缓和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陷”，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又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观察。一般说来，农民起义并能颠覆旧王朝，必须具备下层民众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的两个条件，但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从万历朝来看，农村的动乱，尚未从根本上危及王朝的统治格局，社会却面临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民起义的风暴先期来临而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廷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更有他姓王朝所罕见的种种危象。这些现象充分反映，既有的统治秩序已不可自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沉疴临绝，历史必须要作出重新的选择。
统治机构自行解体的趋向
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万历以后的几代皇帝，光宗短命，即位不足一年即撒手而去；熹宗不像他父辈沉湎酒色，可是个出名的糊涂虫，他嗜好木工，整天弄斧，作出的玩具器皿，玲珑剔透，可对政事一窍不通，一切都依赖宦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连他的妻妾遭人毒手也不暇顾，不论是治国还是理家已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毅宗在农民大起义前夕临朝，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出自藩王人嗣的身分，使他尚能面对现实，想望治平，但是大厦将倾，积习难返，纵有治国之志，也无回天之力，而末世君主的骄横猜疑，他也无所不备。极度专制的封建社会结构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的起码能耐，再也无能驾御庞大的国家机器。
晚明社会的百年之中，累计有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万历王朝更为突出。
皇帝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左都御史詹沂、户部尚书赵世卿、李廷机等中央大员就这样自行卸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也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竟然空无一人。地方官员更是这样擅离职守，有的衙门长达十多年无人负责。缺官情况愈来愈加严重。万历二十八年中央两京缺少的官员，根据《明通鉴》的统计：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时隔五六年，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阉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明通鉴》卷七十三)，到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在职的只剩下九人，仅占编制的十七分之一。当官的跑了，下级也就不上班，有的衙门索性锁上大门。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候补官员不能赴任，有的久困京城旅舍，穷愁潦倒，不得已在途中拦道号哭，攀住首辅的轿子苦苦哀求。边防军请发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有盗匪，互相隐匿。各地解银，无人受理。边疆民族进京朝贡，无人接待。文渊阁大印被盗，杳无踪迹。太仓库失窃，宫廷值班金牌丢失多年，无人发觉。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在长安门外，要求断狱，震动京师，成为旷古奇闻。
一些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不断上疏，痛陈时弊，南京御史孙居相说：“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明史·孙居相传》)首辅叶向高目睹时政之败坏，愤而辞职，他说：“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又说：“臣进退不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对此他断然发出警告：“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叶向高传》)
官员不理公务，却奔竞于朋党之争。官场中党同伐异，爱恶交攻。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由抽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成为“签部”。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隆庆前后短短几年，发生在内阁的斗争，此起彼伏，徐阶攻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刚刚击败李春芳，又被张居正轰跑。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为了一件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一吵就是数十年。轰动一时的宫廷三大案，成为朋党倾轧的焦点，愈演愈烈，直至明朝灭亡。官员贪脏枉法不胜枚举。官僚机构分崩离析，正如继叶向高后就任首辅的方从哲所说，国家机构已经到了“职业尽失，上下解体”(《明史·方从哲传》)的地步。所以《明通鉴》对万历中叶以后的朝政作了这样的评价：“(神宗)中晚以后，庶务日以隳废，堂廉日以睽隔，党援门户之习，嚣然不靖，明代纲纪之弛，未有过于神宗朝者。”
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依靠统一的官僚机构实现社会统治的职能，即使皇帝不理政，官僚机构若能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解体。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政事荒怠，但与神宗朝相比，职能尚未丧失，所以经过隆庆年间徐阶的革除弊政，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政事又有所振作。万历中叶以后则不然，朋党之祸固然对吏治有败坏，更重要的是皇帝公然与国库争利，严重践踏了地方官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宦官作为特派税使到各城镇监矿征税，踢开地方官员，另行组织中使衙门，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私囊。这些税使派到哪里，就在哪里纠集地痞流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发多起民变，也激起地方官员的反抗。税使自恃有皇帝的特谕，冲击官府，拷打官吏，凌逼大臣。神宗不理朝政，却对宦官的密报“百言百听，如提如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三)受迫害、被削职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这飞来的横祸使得“满朝臣子益惊怖而叹息矣!”(《敬事草》卷五)首辅沈一贯抨击委派税使的行为“徒亵朝命辱国体’’(《敬事草》卷四)，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这是造成旷官不补的重要原因，他说：“识微之士且曰：‘矿税未罢，则庶官未必补也。’何也?天下之监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皇上方任貂挡以渔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是废官之不补也，矿税之一念横之也。”(《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本是封建王朝法定的统治系统，也是皇帝赖以建树威权的主要支柱。官员是朝廷的命官，依据国法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的保护，这是统治者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不管怎样为所欲为，在客观上不能不受到此种利益的限制。神宗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的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神宗这样无限制地扩张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最高层的自行败坏和内部火拚，这反映统治阶级中已没有一个能人或集团来缓解统治危机，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再也无力抗御内忧外患，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世纪末万历王朝的后期，朝野上下，掀起一股骂皇帝的“非君”思潮。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假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不仅如此，上朝时不守朝仪，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连乞丐也混在午朝门外，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法纪废弛，皇帝、官府无可奈何，监狱甚至长出青草。皇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政治表现，皇帝的失控与权威下跌，是皇权没落的朕兆，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开始出现溃裂，为明末政治伦理的启蒙打开了缺口。
理学的衰微和异化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理学，在宋代形成、发展，至明代成为社会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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