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魔鬼的礼物
作者：孙隆基
伊朗史诗《群王书》中有一则故事：魔鬼阿里曼化身成少年伊别利斯，自称名厨，向国主扎哈克毛遂自荐，愿为国王烹调。“当时的菜色不多，人们并不为了吃而去杀生，而是靠大地所产的蔬果为生；因此邪恶的阿里曼设计宰杀动物，提供鸟兽作为食物。他让国王尝血，使他如狮子般凶猛，但却像一个奴隶般服从他。”伊别利斯烹调了各种山珍海味，让国五犬宴了四天，酬劳是只需让他在国王的两肩上各吻一下。不久，扎哈克两肩上各自长出一条蛇。群医束手无策，把它们切割掉又长回来。后来，伊别利斯又出现了，对国王说：“这是你的命运，不能把蛇切掉，只能让它们活，且必须用人脑喂食它们，令其饱食而熟睡。”于是扎哈克每天宰杀两名少年，取脑喂蛇，从此成为暴君。
这是否只是素食者杜撰的神话?还是上古宗教智能的结晶?懈王书》写作于伊斯兰教得势的时代(十世纪至十一世纪之交)，但诗人斐尔道西收集的资料却是前伊斯兰的，有的可能上溯至波斯人和雅里安人尚未分化之共同始祖时代。雅里安人进入印度后创立的宗教，不论是佛教、耆拿教、印度教，都有“戒杀生”的教条。扎哈克与伊别利斯的故事，是否具有共同文化根源?
在伊斯兰诸民族里，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并不注重吃，而伊朗人则好美食。在西方诸民族里，法意等国的烹调术特别发达，而条顿民族则不好此道。伊朗人是古波斯帝国的遗裔，拉丁民族则是罗马帝国的遗裔，相形之下，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条顿民族都是入侵文明的“蛮人”，他们颠覆文明，也使文明再生。野蛮如果是活力的同义词，“文明”往往与“颓废”等同。伊朗的《群王书》透露出一种爱憎双重性情感，视人为智巧的“文明”为魔鬼的礼物。
人类学家列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即用“熟”与“生”作为区分“文”与“野”之符号。由此角度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而潜台词是“恐怕也是最腐化的民族”。李波说中国从三代开始，就是以炊具作为权威象征，“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贵族的晶级则以饮具“爵”定位。如果烹调象征“文明”，中国人进入文明境界之早之彻底，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吧。
《周礼》是中国古代理想化的官制，它把政府分成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门。天官是六部之首，其首长“冢宰”是名符其实的宰相，其属下的官吏竟然像一个筹办国宴的班子，它与庖厨有关的名目包括：大宰、小宰、宰夫、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等等。国务总理的前身原来是皇家大厨子!“宰”是屠夫和在宴席上割切肉食的师傅。《史记·陈平列传》说：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陈平，少年时曾在乡里庆典上主持分配切肉，因为分得很均匀，乡亲父老们称赞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认为他将来会成为一位好宰相。
这种官制是否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古代小亚细亚的希太帝国也有类似体制，因此，并不排除中国古代政府在“正规化”之前，其前身是“宫内省”一类的机构。但《周礼》不是在谈历史，而是理想政府的蓝图，曾有人将它比作柏拉图的《共和国》。在《周礼》的理想国里，政府的第一部门“天官”关注的就是民“以为天”的“食”。显然，这类本土化的思考比马克思主张取消异化状态的“劳动者的自由结合”、“个人之全面发展”更能道出中国乌托邦的实质。
二
前面写的是一个楔子，却提醒我有二十年没谈中国人的“口腔化”了，这次为李波《吃垮中国——一个口腔民族的宿命?》作序，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洒洒地写成一大篇，那是由于他这份文稿给予我的震荡，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平息。不只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吃相”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也使我看到当年只是开了一个头，要对“口腔文化”深入研究，前面还有一大片待耕耘之地。因此，这既是我替他作序，又是互相激荡，让我重拾未竟之业。
李波把“口腔文化”当作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他把“吃”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上，来考察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他挑起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这个争议。在他笔下，食物、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现实以及一切……。李波以“没有执照的自由作家”自况，他自以为不入流的方法却取得了学院派不能及的结果；而他界于小说家和学者之间的语言，、则将冷冰冰灰蒙蒙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像杯盘狼藉的残宴，面目狰狞。
李波还对我们这些“拿了执照的。”学者颇有微词，自称“皇上不急太监急”，“无知者无畏”，“准备做烈士”等等。我由于“流放”国外已逾半个世纪，国内情况已有疏离感，但仍然在《吃垮中国》中看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这个千年魔怪而今又舞翩跹。随着经济的发展，群魔乱舞换了新的“场景”，但后果则更堪虞了。
我的书成于二十多年前，根据的印象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留学生的生计还是比较拮据的，没有条件过李波笔下的当代中国人那种糜费的饮食生活，虽不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但他们“人格成长的危机”是泛中国化的。
首先，这些人对外界毫无好奇心。本来，任何国家有机会出国者就不多，很庆幸能处身新环境，人格内容应该翻新才对。在美国那样的国度，同年龄的人也会争取私生活，到了周末会从事约会异性一类活动；来自其他国家(拉美、非洲或中东)的留学生亦会入乡随俗，惟独老中们却是伙了一大群同胞，轮流到对方的家里包饺子，围炉共嚼。他们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似乎早被饮食习惯所决定。其他人士无法融入这个“以吃为纲”的群，遂沦入“视之不见名曰夷”的范畴。
这种“为腹不为目”的人格无魅力可言。这些留学生不同于李波笔下吃得天昏地暗、萎靡度日的国内人士，多半很能干、办事也颇有效率，有的人甚至拿到两个学位，但人格组织以“吃”为中心则如出一辙。有的人祖‘优将来在美国小城镇找到教职，连购买一瓶中国酱油都必须开车一八个小时，到时麻烦就大了!有的人移民加拿大，挑选移居地的准则是该地中国餐馆是否够水平。也有人凡旅游至一地，一下飞机就先找上佳的中餐馆，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至于该地的名胜古迹，不论来过多少次；一概不知、不闻、不问。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我造了一连串名词来形容这种人格：口腔化、身体化、母胎化、儿童化、人情化、老年化、非性化、太监化，等等。当时用结构主义把这些特色整理出一个条理：中国人的个体是“身”，它缺乏内在动态开展过程、成长阶段不明朗、特多人生早期的遗留，呈现严重的“口腔化”和“母胎化”倾向，在比较落后的国内，这样的个体连身体动作和排泄物都无法自控，而必待外力他制他律，这个必须由“二人”母体镇止的儿童化个体，亦得由这个外力推动，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一人之身”也会透过“二人”之人情化媒介提前老年化，未让青春期呈现高峰而及早步上“安身”之途，此倾向之心理基础或许仍不脱母胎化本色，但其外铄的渠道则是高度成熟的人伦关系。(当时是把中国式的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亦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总的来说，中国人个体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身”，而超越此“身”的精神活动则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心其实也是肉做的，但既然超越了个体，就达到集体和大体的境界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平天下”，是国家这个“心”对社会这个非组织化的“身”之照顾、镇止与推动。中国人这种“超越”迥异于犹太基督教与印度宗教里精神对物质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