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两地书〉原信》读后记
作者：王得后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
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
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
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
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
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清它
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
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
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
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
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
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
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
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多么坦诚，细致，亲切的交谈啊！我们再读他公开的文章《北京通信》中相关的一段话：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
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
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
已，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
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
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
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
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
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
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两相比较，它们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中学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说到：“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还有，如果我们又读了《娜拉走后怎样》，知道鲁迅说的：“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可见，在公开的文章中，我们需要从好几篇文章中体会到的思想，意见，在私密的通信中，却只需要读到相关的一封信就可以了。所以，私密的两个人的通信，更少有隐情，也就更多“白心”即“素心”，更多心里话。但一到社会，就多有屏蔽；相比之下，元初的真实性就有它特别的意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它是“母本”。其他的两个版本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两人对这批原信作了删减，修改和增加，向社会公开的版本。手书本又对已经印行的《两地书》作了一些修改。所以，对于求知欲强的或好奇心强的读者，倘若拿这个版本去和《两地书》对读；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一扇窗户，像蔡元培先生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序》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一样：“行山阴道上，千岩竟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了。你可以看到“删减”了哪些?想想为什么这样“删减”?你可以看到“修改”了什么?想想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还可以看到，竟有“增加”!想想为什么要“增加”呢?
对于有兴趣更多了解鲁迅的读者，可以说，是非作这番对读不可的。不对读，不但不能深入细致真切地了解《两地书》，简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对读，是不能全面深入细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思的。比如这本书里，五月三十日的“原信”说的：“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正式出版的时候，也即在《两地书》中，这段重要的分析自己的思想的表白，“个人的无治主义”删掉了“无治”两个字，成为一般的平常的“个人主义”。这恐怕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两个概念在鲁迅思想中，是等同的呢，还是并不等同子如果并不等同，是解剖自己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呢，还是公开发表时为了准确而删掉的呢?而且，鲁迅还用过“无治的个人主义”，这“个人的无治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吗?还有，如果通读《鲁迅全集》，我们就可以知道，鲁迅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的运用是有多重涵义的。比如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到“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再举一个增加的例子。在1929年6月1日的信中，在原信的“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之后，增加了一段：“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为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手书本“举”作“惠”)，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多少人生的感慨，多少心思，多少爱，多少憎，逼迫鲁迅在当时要借发表《两地书》的机会来宜示啊。
海婴先生要我为这个版本写个前言什么的，不敢，谨以此作为“读后记”吧。谢谢海婴先生。谢谢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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