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两地书〉原信》读后记
作者：王得后
最早的，也是大家熟悉的，第一个版本，是《鲁迅与景宋的通信 两地书》。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后来收人各版《鲁迅全集》。但从1938年的开始，就删除了这个“引题”，只剩下《两地书》三字。这样一删，有点不通。因为“两地书”是两个人的通信，自然而然得有两个人的署名。这样一删，也模糊了许广平的著作权了。鲁迅在世，交待得明明白白的事，一去世，就有了这样的变化。后来人们习惯了称《两地书》了，固然简便；但心里应该还知道它的全名。约定俗成，下文则仍依习惯简称《两地书》。
第二个版本，是“两地书原信”，先是编入《两地书全编》中，作为“附录”，题《<两地书>原信》，199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原信”》的合集。但鲁迅的部分，曾经用《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的名字，197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到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两地书真迹》，是“原信”和另一个版本即“鲁迅手书”《两地书》的合集，而排印本《两地书》则不在其中，因为没有手稿。
按理，交给青光书局印行的《两地书》应该有手稿，但至今没有发现。这在1932年11月16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有反映；信中说到：“我的作工，连日都是闲空则抄《两地集》(?)”。可见当时已经编辑好了，书名还没有确定，书稿正在誊抄。是全部书稿都由许广平誊抄的呢，还是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在誊抄?他从北平回来，是接着誊抄呢，还是仍然由许广平誊抄?这已经不得而知了。
第三个版本，就是上述《两地书真迹》中的“鲁迅手书”《两地书》了。但是手书本未加封面，未题书名，也未装订；第一页正面中央手书“第一集 北京”，背面手书“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影印时也未加书名；书名作：《鲁迅许广平著<两地书真迹>【原信 手稿】》。它是《两地书》出版以后，鲁迅工工整整毛笔手书在整齐划一的35×23厘米的宣纸上的。它不但此前没有单独出版过，也没有排印出版过。文字和排印本《两地书》又不尽相同。但改动不是“一两个字”，却又不算多，可以说是同一个版本的吧。但，这显然是传家的版本；是最后的版本，也可以说是“定本”。由于海婴先生的决断，它得以影印出版。于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以原信、排印本和手书本共三种形式，全面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两地书》的原信，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排印过，迄今已经二十年，读者几乎不能从市面买到了。这回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两地书>原信》出版，是非常适时的；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表现在它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它的私密性。书信，如果不是故意写成“公开信”，元初只是通信双方的私人交谈；完全是两个人的私事，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不向第三方开放的；除非事涉他人，写信人另作了安排。因此它的内容，具有私密性。本来，在一个民主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通信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公开私人的通信。未经权利人授权公开——传阅、复印和以任何形式公开——私人信件都是违法的；即使仅仅是一个人私拆、偷看他人信件，也是违法的。因此通信中的“私语”“悄悄话”就多。但中华民国却是例外。《两地书·序言》说了：“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要之，无论如何，在两个人世界的通信里，是有“私密”的。由于这种私密性，于是有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元初的真实性。因为是私密的，所以通信人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无所不谈。这种私密性又和通倍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成正比，愈是亲密的愈有私密，话也就愈坦诚。《两地书》是公开发表的，因此，把不宜于公开或不愿意公开的内容删除、修改，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当事人的权利。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开始是学生向老师请教；随着思想的交流，接触的频繁，“灵台无计逃神矢”，由师生而相恋，两个恋人之间的“悄悄话”出现了。这些“悄悄话”是“私密性”的，是“隐私”。在公开发表的《两地书》中，作者把它们抽出来，不予披露，不仅无可厚非，也是理有固然。不但“恋人”之间的“情话”，就是朋友之间的有些话，当事人不愿意公开，也是他们的权利。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发表通信是把本来在私人空间的言说公开到社会这个公共空间去，阅读的人那里都是朋友?相反，是非常庞杂的；何况鲁迅有那么多的论敌、怨敌。
惟有两人间的“悄悄话”，是一个问题；古代有一个大臣向皇帝打小报告，攻击另一个大臣为妻子画眉。面对皇帝的查问；那位大臣回答的是?闺房燕好，夫妇私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千真万确的。每一个恋人，每一个有异性朋友的人，每一个已婚的人，都心领神会的。据说，皇帝也一笑作罢。封建时代的皇帝尚且如此网开二面，拒绝“这一种”小报告，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这样开明。就是二十一世纪，也不见得开明的。此所以鲁迅愤慨地对许广平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便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为了在身上留下盔甲，《两地书》抽出了说“悄悄话”的通信，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谁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迅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又保留这批信件，并且告诉儿子在他们身后可以发表呢?我想：关键不但在“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已经无关乎生存；尤其在给后人“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避免无谓的猜测，推论，和是是非非。现在由权利人海婴先生授权完整地公开发表父母亲当年“谈情说爱”的通信，让读者看到了“原信”中本来面貌，也就是“元初”的真实；是的，他俩的“悄悄话”固然特别，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什么可骇怪的呢?在当事人是平平常常，在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叫一句“嫩弟弟”有什么“肉麻”呢?恋人之间在私密的空间咬耳朵的情话是不受“肉麻”之类的话语谴责的。鲁迅认为：“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很显然，这里有一条界限，是“在人面前”，还是只在两个人之间。然而，这是在两人的私密空间的心语啊。用“不”平常心来看鲁迅，来要求鲁迅，是以不情为伦纪，不可取的。《两地书·序言》中说：这批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是真的。信中谈到许多他人的事，在私密的通信中，当然是“指名道姓”“直呼其名”的了；但要公开发表，性质就不同。所以《两地书·序言》中说明：“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事实也是这样。看“原信”，我们就可以一一对号，知道是怎样“改掉”的，“改掉”的原来是谁。还比如，信中对北伐的进展多所关心，多表欢欣；并说到“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六个月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仅血洗盟友，而且疯狂屠杀无辜的青年学生和工农民众，鲁迅又一次“出离愤怒了”。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他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当《两地书》出版的时候，鲁迅在《序言》中说：“而最坏的是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世异时移，情随事迁，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指挥刀下，保留当年倾向于他的话语了，于是将它删除，不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而且这就是立场，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元初”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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