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与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因斯坦
作者：刘 兵
系解决，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坚持上海只能出节本，而且他要看校样。对此明确的反对，上海方面干脆通知李宝恒和许良英，说他们出的书与许良英无关。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托人转送，但信被退回，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经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主动派人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的书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
1973年9月，上海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在扉页的编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几个人“集体编译”，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1965年间的旧译稿。”许良英先生1973年11月5日在农村家乡写在此书扉页上的批注中，有这样的字样：“正文197篇，共533，000字。他们自己译的共30。篇，33，000字，占6％1 94％是抄别人的!”“总共12个人译了30篇文章，而另外166篇抄了别人的译稿，只不过作了一些校改(何况有不少改错的)，这就可以算是由这12个人‘集体编译’，对别人的译稿仅仅是‘参考’而已?既要抢先出版抄稿，又要把别人的稿说成是‘旧稿’，也实在太不光明正大。”
既然上海要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想到他们有必要将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年9月，译稿的第一卷(46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月交稿。
就在出版社接受了第二卷的译稿后，第三卷的文集的出版又遇到了问题，出版社认为此卷收录的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会引起麻烦。后来，于光远通过当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解决了这个问题，许良英又约他的老同学张宣三加入编译工作。
五、《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1973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曾有人对最初设想的《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的书名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于光远建议，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终于出版了(当时该书版权页上印的出版日期是指看完清样正式付印的日期，而编译者正式见到样书则一直拖到1976年12月7日)。此前的另一段插曲是，在设计封面时，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批示：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理由很简单，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用神圣的颜色。于是，这套文集的封面最后被设计成绿色。若干年后，在1984年，《嘹望周刊》的一位记者在一篇记述许良英先生和《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出版的报告文学中，专门用了“绿色的文集”的标题，并在文章结束时感叹道：“封面是绿色的，悦目却不显眼。绿色就绿色吧!好在爱因斯坦是不会计较的。经过一场磨难的中国读者，也学会了不光凭‘符号’，而是依据内容来衡量一部著作的价值。”
约一年后，1977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正式出版，但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了1979年10月。次年5月，《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了《爱因斯坦文集》出齐的消息。尽管在与上海竞争出版译稿时，商务印书馆是决定公开出版的(上海的书是“内部发行”)，但到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时，当时新掌权的商务领导却坚持“内部发行”。尽管如此，这一版印数25000册，不到半年就售缺了。在许良英先生自己的文集中收录的一篇文章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77年7月，商务印书馆通知我，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改为公开发行，并要我写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赶写出15000字的《前言》稿，但被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主任否定了，说我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周先生欣然允诺，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前言》稿压缩成5000字就行了。11月，我寄去草稿，周先生表示满意，经他亲自认真修改后定稿，并增加一段他自己1936～1937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的感受。1978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本出版，3月14日(爱因斯坦诞生99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培源先生这篇序，当晚新华社也向国外发布了有关新闻稿。
在原来许良英为周培源起草的《爱因斯坦文集》序言的草稿中，曾有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说法。看校样时，这一说法被编辑室负责人删去，理由是，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坚决不同意，于是周培源说，科学史和思想史都不要提了，就提“人类历史”。最后，在序言中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就变成了“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
六、影响
《爱因斯坦文集》到1994年为止，第一卷共印刷四次，第二、第三卷分别印刷三次。此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在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爱因斯坦文集》出版之前，除了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少量翻译介绍之外，《爱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将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介绍到国内。
事实上，对于《爱因斯坦文集》所产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定量化的研究。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几个事例来感受《爱因斯坦文集》出版所带来的冲击。
其一，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报纸上曾公布当时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就名列其中。由此可见当时《爱因斯坦文集》在大学生这个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群体中的影响。
其二，是许良英先生曾回忆了另一件也许更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原来同许良英一起在杭州从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作的钟沛璋，反右前曾是《中国青年报》的副主编，1977年他告诉许良英先生，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在一次青年工作干部会的休息时说：他最近买了一本书，叫《爱因斯坦文集》，非常好，虽然有些内容他读不懂，但读懂的地方对他启发很大。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局长柯里(他是许良英的地下党领导)也告诉许良英先生：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干部会上，曾说过希望大家读读《爱因斯坦文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像《爱因斯坦文集》这种科学家的著作，并予以特殊的重视，是十分罕见的，这不仅表明胡耀邦的思想开放和好学精神，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此书的影响。
其三，本文作者对1949～1980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有“爱因斯坦”一词的文章进行了检索，从检索结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自从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带有爱因斯坦一词的文章数有明显的增加。当然，对此检索结果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也隐含了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如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