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与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因斯坦
作者：刘 兵
革”期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时，《人民日报》的“沉默”或者说对爱因斯坦的回避。
七、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1979年10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这套三卷本的文集终于全部出齐。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正好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在这一年里，国内为纪念爱因斯坦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2月2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天文学会联合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纪念会最为隆重。据许良英先生回忆，要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是他于1977年向钱三强建议的，目的是为了肃清“文革”批判爱因斯坦的恶劣影响，还爱因斯坦本来面目。1978年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华国锋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人的批准。新华社还为这次会议发了新闻稿，其中报道说：
纪念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横幅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全国政协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委、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的负责人蒋南翔、于光远、李昌、周培源，、钱三强、严济慈、茅以升、裴丽生、白介夫、王淦昌、施汝为、张文裕、王竹溪、甘柏、汪德昭、张钰哲、王绶棺、萨空了等，出席了纪念大会。
……
纪念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钱三强主持。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会上作了报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以一整版篇幅摘要刊登了周培源和于光远的讲话稿。周培源在报告中称：“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恢复他的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而且，这篇报告不仅总结和赞扬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也对爱因斯坦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立场予以了相当的肯定。在报告结尾处，周培源特别指出：
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发展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学习他不怕艰难险阻，不畏强权暴力，甘为真理而献身，为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旧传统，只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永不自满自足，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象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此后，从大的方面来讲，传播(当然更不用说研究)爱因斯坦的思想不再成为有争议、有问题的事情。
八、一些简要、初步的分析与评论
围绕着《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前后的背景、出版过程以及相关的诸多涉及对爱因斯坦评价的事件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尝试做出一些简要、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围绕着爱因斯坦，无论是一开始尚有限制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的批判，到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缘起，到在编译出版中遇到的由于对爱因斯坦的负面评价甚至严厉批判而带来的困难；坎坷以至于阻挠，还是最后来自官方的对爱因斯坦的肯定，在这些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附加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意识形态象征。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象征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文革”特殊期间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是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案例，除此之外，在其他阶段涉及对爱因斯坦的学说和思想的传播、研究和评价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到苏联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政治批判对于我们的影响，以及由于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带有鲜明极左思潮特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就连在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在与对爱因斯坦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研究关系最密切的自然辩证法领域里，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召开的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讨论会上，也在对爱因斯坦以全面肯定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些看法：“与会同志认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谈到辩证法。尽管他的相对论有很多辩证的观点，但他主观上却看不到辩证法的价值。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虽然是量子论的奠基人，却长期不承认量子力学，这是值得重视的教训。”(李秀果：《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一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第17-19页)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观点也还是在不断地改变，逐渐走向开放和理性。
除去那些批判者不说，甚至于《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今天重读前面曾提到的那篇许良英先生基于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改写，以笔名与李宝恒合作发表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人们会在文中的许多地方看到对爱因斯坦不恰当的评价和批评。许良英先生在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中，也承认他当时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文章是很“左”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看法也是在后来才又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的最终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的印迹。1988年，《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书评，作者在充分地肯定了《爱因斯坦文集》的价值和意义并强力推荐之后，也指出了编译者在注释等部分的一些问题，如在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意见》一文下的脚注中，编译者说：“‘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等。书评作者认为这些问题是一种“反科学的时代污染”。对此，许良英先生在一篇题为《〈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的回应文章中，说明这个错误脚注已于1978年改写，1983年重印时按改正的版本刊出，但他仍然坦率地接受了书评中“一针见血”的批评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说：“可悲的是，这种污染不是由于我迫于外界压力，不敢承担时代的风险，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盲目忠诚和迷信。”“这个教训使我体会到：迷信是真理的大敌，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破除由忠诚所支持的迷信，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从1974年到1987年，这段漫长而痛苦的路许良英先生一共走了13年之久。
《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变化的缩影。
致谢：在此特别对向本文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包括其未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信息，接受作者访谈，并曾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的许良英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7月25日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专题研讨会“跨文化视野中的爱因斯坦——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清华论坛”上所作的报告。发表时对原文的30条参考文献注释做了许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