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7期
先知的经济学
作者：安 佳
在奈特看来，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要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加以解决。奈特首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探讨，就人们对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了分类，并对人类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讨论：第一，通过对事实进行归组，从量上减少不确定性，这就是企业组织的出现；第二，人与人处理不确定性的差异，导致了解决不确定性的权力集中到某些人手中的趋势，这就是企业家的出现。遵循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过程，就是人类解决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在手工业组织阶段，解决不确定性的需要，使这一组织显示出一种无法阻止的转化为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了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出现。
按照奈特的思路，合伙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组织的无效率、无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更大风险等等，在都反过来限制了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展，并导致了公司形式的组织替代合伙制的变革。公司组织的出现为规避风险开辟了一条与单纯合并风险完全不同的途径。所有权极为细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转手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资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个单个企业中的规模投资外，还可以将所拥有的财产分散在大批企业名下。就不确定性而论，这种分散的效果明显是双重的。其一，对投资者来说，将各种股票合在一起来可以进一步抵消风险，因为他手上持有不同公司的不同股票，因此其损失和利益多半会趋向于相互抵消，这就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其二，他的全部资源中的一小部分发生损失的几率，与损失大部分资源的几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奈特在讨论完全竞争经济学时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贡献，被公认为是自1776年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的二百年间，改变了企业理论专业视野的两篇文献之一(另一篇是科斯的文章)。但奈特的讨论与科斯的讨论从起点上就有不同。
奈特讨论企业组织是出于对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奈特认为，“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它讨论的只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学”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机制，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宾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完全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在经济理论中给企业以一定的地位，企业只被看成为与个人相同的一个单位，只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来是由个人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现在则是由企业这个单位来生产产品。
我们知道，经典经济学理论在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假定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企业组织已经存在之所以能成为假定前提，是因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认为分工与合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合理途径。因此，专门的工厂雇佣专门的工人，形成了企业内部各种专门人才的合作；工厂的工人向上游企业购买原材料，形成了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合作。经济学无须对此进行讨论。
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将社会的经济结果，看成为只受生产成本约束的分析方法。科斯认为，对现实经济的约束变量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企业的出现，就是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它解决的是所有不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活动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按照科斯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因此，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管理成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求用企业来代替市场。
科斯是通过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比较，说明了企业存在的理由，以及企业替代市场的规范条件。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市场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管理成本，资源由企业经营；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管理成本，资源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
奈特企业理论与科斯企业理论虽然从起点上完全不同，但两人的落脚点却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以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的是，科斯的成本是交易成本，奈特的成本则是不可预见的成本，即不确定性成本(正的或负的)。
进一步分析，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从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看，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合约的安排和组织的安排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挑战。但科斯的这种分析方法却首先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以及均衡分析方法。科斯学派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了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此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发展于大卫·李嘉图。但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斯密根据专业化报酬递增论述了分工经济，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在每个人至少在一种工作上比他人的生产率高，才可能有分工，因此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出生产率的事后优势；李嘉图不同，李嘉图认为，个人与既定生产资源的结合在事前就会产生出生产率优势。由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符合表象上所观察的现象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现象，所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获得了后辈经济学家的推崇。但是，斯密提出的是分工会产生事后的优势，这种事后的优势一定与分工中的经济组织及经济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如果按照斯密的理论传承，经济学的核心将会向企业组织理论发展。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则与分工产生优势无关，因此只需讨论资源配置，无须讨论企业组织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将经济行为人分为消费者与生产者，并因此而将经济运行看成为需求与供给双方互动并达于均衡的过程。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将经济学理论形式化为一个精美的框架，但却因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过程使利润出现趋向于零的趋势而遭人质疑。
奈特的理论则前承古典经济学，后修护新古典框架。面对二十世纪初对新古典主义框架的怀疑，即在新古典强调竞争的条件下，在长期均衡中，利润是否存在的疑问。奈特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完全竞争理论，以这种从现实中提取的概念论证了利润作为对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偿，可以存在于竞争的平衡之中，并由此而论证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提供了完善的轮廓和定义。在用企业组织论证利润之产生的同时，奈特也回归了斯密论述分工与组织对人类福祉的作用的分析，是一种集古典与新古典之大成的理论，也是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探讨斯密之比较优势对经济组织之作用的开端。
这就是先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先知。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弗兰克·奈特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2月版，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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