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一朵在雪中盛开的玫瑰
作者：河 西
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然而两次造访中国的结果却让她失望和沮丧，中国人对她的招待是礼节性的(不可谓不热情)，但她并没有在这些官员身上看到她想像中的那个“最纯真、最虔诚、最不受消费主义侵蚀的时代”。她想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寻找理想的家园，一个孕育了她的肉身，也孕育了她的思想路径的精神家园，但现实显然并不能让她满意，也许正因如此，她才寄希望于小说，做一次又一次头脑中的旅行。她说：“我将穿过深圳河，一来一去。然后呢?自然而然的，接着是文学创作。”
苏珊·桑塔格的一些文章和小说得到过恰当的评价，但可惜未被太多的人重视。比如《炽烈的女人》，杰克·史密斯就将其称之为“令人震惊的诗学电影”，而有些人则对此表现出了道德上的愤怒。她临终前收录在集子中的几篇小说也大多有着类似的遭遇。桑塔格的直接和锐利有时让自诩开放的美国人也受不了。《宝贝》所表现出的美国社会中价值观的混乱可谓一针见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则让人联想起她著名的评论《坎普札记》。
《坎普札记》也许是过去十年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批评作品。坎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表演理念或行为方式，桑塔格将其读解为历史现象，就和拉斐尔前派式的穿着打扮以及各种时尚观念差不多。她认为，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大街有许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他们的姿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恰恰相反，它们是旧货店中的货色，是对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行为的效仿。
“17世纪末和18世纪是坎普的黄金时代：蒲柏、康格里夫、沃尔浦尔，但不包括斯威夫特……慕尼黑的洛可可教堂和佩尔戈莱西是坎普当之无愧的代表。稍后，则是莫扎特的众多作品……《泰特斯·安德洛米克斯》和《不同寻常的幕间短剧》也可以算是坎普的，或者可以视作坎普来演出。而戴高乐在公众场合的举止行为以及雄辩的演说纯粹就是坎普。”很少有读者能通过那些定义坎普的历史和艺术理解她的激烈情绪。无论如何，读这篇评论就像乘气球在空中旅行，炽热的阳光让我们目眩神迷。“坎普就是一个闲逛的女子，穿着一件由300万根羽毛做成的衣服。”她的警句带有奥斯卡·王尔德的风格，是典型的坎普式趣味。
除非是在极度无助的处境中，否则没有人愿意去死。药物、医院等救死扶伤的医疗设施被用来尽可能地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最终死神还是要降临。苏珊·桑塔格和死神搏斗，向它发起挑战。2004年12月，她去世了，这令那些热爱她的读者，那些将其辉煌的作家生涯视作珍宝的读者们伤心欲绝。几十年前，她就遭受了人生的巨大打击。一种疾病迫使她来到巴黎求医，她学究气地认为，在那儿她能找到一种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j在去世前的一年中，她有几个月是在西雅图的医院度过的，因为她的白血病又复发了。治疗失败之后，她回到了她在纽约的家，在那里她忍受了更多的治疗，更多的折磨，终于病重不治。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她的生命历程连同她那些“头脑中的旅行”并未就此落幕，一个阅读她的人将再一次将思绪投向桑塔格所在的时空。这是一次对话，也是一次旅行。
苏珊·桑塔格不仅是出色的批评家，也是位出色的小说家。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应该是她文论写作之余的一种补偿性手段。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一个学者去写小说，不是玩票，利用读者的好奇心理大打擦边球，就是把小说看作是文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他们写出来的小说晦涩程度绝不亚于一部高深莫测的学术著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艾柯的《傅柯摆》)。但苏珊·桑塔格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一名纯粹的小说家所应具有的禀赋。或许是因为女性特有的敏感思绪和文字把握能力，又或许是出于《反对阐释》中所强调的观念：现代文学和现代哲学具有同样的发展必要性，苏珊·桑塔格才在文论研究之外如此热衷于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1963年，苏珊·桑塔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恩主》，其中充满了梦呓。主人公希波莱特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这里有木偶之梦、镜子之梦、钢琴课之梦、非常派对之梦、老资助人之梦……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是一个神经衰弱者的内心独白。面对梦境，他并没有表现出布勒东式的狂喜，恰恰相反，对梦或现实的恐惧让整部小说都呈现出黯淡色调的效果。在此书的扉页上，桑塔格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段文字，可以视作作品的主题：“谈到睡觉、每晚可怕的历险，可以说，人们每天大胆地去睡觉，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睡觉有什么危险。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他们的大胆”。
苏珊·桑塔格说“我梦故我在”。一个梦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希波莱特在幻想中活着，他在梦和日常工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这让他体味到生活内在的滋味。他也许会感到讶异，这些形形色色的梦中的人物，就像泛黄的旧照片那样。如果说回忆等同于梦境，那么我们的生活岂非通过虚构也能够获得?
虽然在序言中，苏珊·桑塔格否认这部小说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但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希波莱特的焦虑也是桑塔格的焦虑，我怀疑她写作这本书时正被噩梦所困扰，因为她在小说开场时对希波莱特童年的描述和桑塔格本人多有相似之处。此外，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热爱也部分表现了苏珊·桑塔格对法国哲学的着迷，在桑塔格的心目中，她更认同法国身份。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会是一个法国男人。男性代表强势，这和桑塔格批评家的身份又相吻合。不像小说家所从事的是反观内心的工作，批评家则是攻击性的职业。而且，这部小说和她的唯一一部剧作《床上的爱丽斯》在风格上非常接近。而《床上的爱丽斯》要表现的是女性的痛苦。也许，1991年时的桑塔格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而在30年前，她似乎更愿意躲在面具背后，以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差近40岁的异国男性的面目出现，来掩饰她内心的不安。
和她之前创作的《恩主》《死匣》《火山情人》略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苏珊·桑塔格的第一部历史传记，女主人公的原型是波兰裔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通过记述波兰女演员玛琳娜在波兰的精神沉沦和在美国加州定居后的“自我变革”和“精神复苏”，苏珊·桑塔格以其细致入微的笔触，为读者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和历史知识”(多兰语)。从描写的细腻程度来看，苏珊·桑塔格绝对不会比以“文学显微镜”著称的女作家凯·安·波特逊色多少。然而，这还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表面现象，这位被骄傲的布罗茨基赞誉为“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显然不怎么安分，尽管苏珊·桑塔格冷静地控制着小说推进的速度，《在美国》中仍然流露出许多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言辞，激烈地抨击美国社会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同时，《在美国》还有一种不同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辨气质，作者深深迷恋于由无数个哲学命题所构成的小说哲学：在美国和波兰之间的人文地理学比照、伦理道德的二元消解、关于演员的面具理论、人生虚无的存在主义式理解，使这部小说在历史事实之外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恩主》一样，所要解读的是人的存在的无力感。
丰富甚至有些狂乱的写作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桑塔格于1987年担任国际作家、翻译家和编辑笔会美国分会主席；她的作品曾荣获美国艺术院英格拉姆·梅里尔基金奖(1976)、全国批评家协会奖(1977)、科学和文学院奖(德国，1979)和全国图书奖(2000)。2001年4月，她又获得耶路撒冷奖的桂冠，是继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获此殊荣的唯一女作家。
苏珊·桑塔格的人生丰富而坎坷。在疾病的折磨下，2004年12月28日早晨7点10分，她终止了人生亮丽而又无奈的演出。我还记得她为毛泽东写过的一段话，用在她身上也恰如其分：“毛就这样去了，人们依然匆匆忙忙地在纽约的地铁口进进出出，有人在读报，有人去买汉堡包，没有人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大洋彼岸纽约的墓地上是否也已白雪皑皑。但愿我的这篇短文能化为一朵在雪中盛开的玫瑰，奉献在她的墓碑前。
(《恩主》，苏珊·桑塔格著，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9月版，27.00元)
(本文编辑：朱 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