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一朵在雪中盛开的玫瑰

作者:河 西




  女人的美丽有不同的类型:标致之美,销魂之美,低俗之美,自然之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的美并不在于容貌。她临终前面容非常憔悴,原先标志性的蓬勃的头发无力地垂在肩上,像刚刚被雨淋过。脸部的肌肉再也无法克服地心引力的作用,松弛、苍白,一脸病容,口红也掩饰不了惘然若失的神态。
  照片中三十多岁时的苏珊·桑塔格,显得桀骜不驯;她算不上迷人,却活力四射,和她的文字一样透露着一股子蛮劲,丝毫没有传统女性的那种温顺之美。
  疾病击垮了苏珊·桑塔格的面容和身体,可也正是疾病哺育了她的批评之路。这位“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漫游者”4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2003年3月份,又被查出患有白血病,随后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在持续半年的乳腺癌治疗中,苏珊·桑塔格敏锐地意识到,疾病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它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社会上通用的语法规范。正如我们在《作为疾病的隐喻》中所看到的,她将疾病的神话一一击破,那些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为读者设下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如今它们被甄别出来,成了“可视的奥秘”。
  苏珊·桑塔格的精神导师福柯死于艾滋病。在《作为疾病的隐喻》发表(1978年)10年之后,桑塔格单独将艾滋病列出来研究,也许是因为福柯的关系。从发现并命名艾滋病,到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只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还从来没有一种疾病能像艾滋病一样成为人类的“天敌”,这令桑塔格感到震惊。福柯说“怀疑整个世界是莫大的光荣”,桑塔格实践着他的忠告,并且,她用一部艾滋病的精神小史为这位哲学家写下了最好的悼词。
  上世纪70年代,苏珊·桑塔格曾经两次访问中国。1973年,苏珊·桑塔格初次访问中国前夕,在兴奋之余,写了一篇散文,在头脑中先完成了一次中国之旅。不过,当时她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多少印象,人们对这个美国女人疑虑重重,或许还会怀疑她是不是又一个安东尼奥尼式的“敌对分子”吧?
  在写作《中国旅行计划》之前,桑塔格还没有到过中国,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中国”这个地理名词产生一些遐想:“中国,一个玉器、柚木家具、竹子和狗肉装点的山水大地”。桑塔格的中国情结和她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她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经济头脑的犹太人传教士,长期在天津经营皮毛生意。不知道是在天津。还是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她的母亲怀上了她。不过,这位喜欢吃皮蛋的女士最终却出生在了纽约,她自己对此耿耿于怀。
  1963年2月1日,年轻的苏珊·桑塔格第一次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在此之前,理查德·里兹将西蒙娜·薇依一些并不太受当时学界关注的文论翻译成英文,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引发了对西蒙娜·薇依的阅读热潮。这位只活到34岁的法国女人生前几乎是默默无闻,尽管她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却将受难看作是一种幸福,甚至情愿去体验重体力劳动对她的身体所造成的重负。西蒙娜·薇依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她去世之后被出版的,其思想的尖锐广博,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她身后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理查德·里兹翻译的文论,是薇依写于1934至1943年的作品。正是这9年时间孕育了一位在感知、精神、语言、推理、社会伦理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成绩斐然的思想大师,一位终其一生都倾近天主教信仰却拒绝受洗入会的“编制外”圣徒。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却没有得到桑塔格的同情。虽然苏珊·桑塔格对薇依显然有一份热爱,但她冷静地洞见到,薇依、卡夫卡、兰波、热内……正以他们非理性、反文明的姿态而广受好评。在追随这批作家的读者中隐含着一套大众文化心理,即他们其实是在敬畏一种痛苦的经验。
  苏珊·桑塔格对大众的热情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她写道:
  “因而。我在这里并不想批驳一种流行的观念,而是意欲从当代的艺术和思潮中揭示出隐藏于极端趣味背后的内部动因。抛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依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依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的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这些尖锐而怪异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着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苏珊·桑塔格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薇依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作为桑塔格的早期作品,这篇文章已经显示出桑塔格的某些文体风格:犀利、角度新奇,对权威和主流观念嗤之以鼻。
  薇依和桑塔格近乎两个极端。薇依躲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里,热衷于从纯粹形而上的角度探讨爱、友情、上帝、语言等问题;而桑塔格则喜欢抛头露面,为政治界和文艺界的新闻写些时评,为抗议各种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这恐怕是她受福柯影响的结果。不过两人也有相似之处:都在病痛中承受着命运所给予的“恩赐”。值得一提的是,完成《反对阐释》所有文章时的桑塔格正好34岁,也即薇依离开人世的年龄。
  作为一位以激进著称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文章充满机警和火药味,这和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不无瓜葛。她在那个知识分子热衷于激进实验的年代考入芝加哥大学。有人也许会说,身为一名在美国颇负盛名的批评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在巴黎的那段时光,因为欧洲的文学和批评景观基本已经成形。西蒙娜·薇依、加缪、萨特、娜塔丽·萨洛特以及其他欧洲作家是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批评文章中的主角(确实,桑塔格没有怎么涉及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和福克纳这些美国人的英雄)。而中国,则是欧洲青年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西蒙·德·波伏瓦的小册子《在中国的每一天》也曾经让桑塔格激动不已。那一时期,风头正健的桑塔格恐怕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多少有些不满,她原本可以轻松地获得一个中国户口,成为名正言顺的知识左派,如今却只能遥望古国山河,作种种华丽的妄想。这让她迫不及待地要到中国看看,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国度正在发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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