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子不语书谭
作者：李 乔
《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是一本研究古代旅人迷信的专书。这本书原计划要写六章，但只写了第一章，题目是《行途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作者研究的重点是古代旅人对旅途上神鬼精怪的迷信。此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影印了此书。
考察古代旅人的迷信状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材料极少。江绍原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寻觅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材料，他认为，古代的“旅行指南”中必包含有不少关于旅人迷信的信息。他认为，古代青铜器上的某些与旅途有关的图像和上古奇书《山海经》，可以视为上古的“旅行指南”。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类图像和《山海经》的许多内容，与地理方物、旅行见闻有关，尽管其中许多图文看似光怪陆离，荒诞不经，但实际上却是古代旅人对于旅途艰险的一种扭曲的和夸张的记述，其中所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实际是旅人因恐惧而想像和创造出来的，是旅人迷信观念的产物。
关于青铜器上的与旅途有关的神鬼精怪图像，江绍原说：“行途的，或远近各方的毒恶生物和鬼神精怪，相传在很早的时代便不但有，而且有了大规模(包括多物与多地)的图画表现。”可知旅人对于神鬼精怪的迷信，不但起源很早，而且广泛存在而兴盛。据江绍原推测，古传说中的“夏鼎”上面，就可能画有这类图像。证据是《左传》所记王孙满向楚子说的关于“夏鼎”的话：“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顺)；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江绍原解释说，古人认为，进入川泽山林，必会碰到螭魅魍魉等鬼神精怪，而这些鬼神精怪的形状各不相同，不便记忆，便要画成图像，以供观览了解，供出入山林之用，于是“夏鼎”之类的器物上便铸上了这种图像。他又解释说，即使“夏鼎”未必真有其物，但《左传》所记的王孙满的话，“仍反映了史前和有史、文字前和有文字时代的人们，要求旅途神奸图或云图画式旅行指南之心。”也就是说。关于“夏鼎”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古代旅人对“旅行指南”的需求。
对于《山海经》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理由，江绍原从分析《山海经》所记的古神话、古异闻人手，将这些古神话异闻分成五大类：1、种种于人有害的动植物和其他神物；2、与风雨有关的山岳和神人；3、神灵的形状和祭祀神灵的方法；4、有利于人的动植物和异物；5、奇形怪状的异方之民。然后推断说，“此五项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旅行指南所不可不载”的。据此，他认为《山海经》也是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作为“旅行指南”，《山海经》上所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和毒恶生物，实际上都是古人认为在旅途上会遇到的，并需要旅人特别加以注意和应付的。
旅人的迷信，何以会比安守在家者要严重得多?这源于古人对旅途的深深的恐惧。恐惧生迷信，迷信生(造出，想像出)鬼神。所谓“行途遭逢的神奸”就是这样产生的。古代特别是上古，交通极为不便，旅途上艰险甚多，旅行环境极为恶劣，而旅人对于这种艰险环境的抗御能力又极弱，这便使旅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进而造出形形色色的神鬼精怪。对于古代旅途之艰险，江绍原这样描述道：“言语风尚族类异于我，故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虫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风狂雨、烈日严霜、社坛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远人。”其中，除了“神鬼妖魔”，都是旅途上会经常遇到的艰险，而“神鬼妖魔”则是这些艰险给旅人带来的恐惧和迷信心理的产物。《西游记》里写了许多妖魔鬼怪，实际也都是旅人的恐惧和迷信心理的产物。
一位研究宗教史的法国学者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江绍原对于古代旅行迷信的研究，就具有破除迷信、解放迷信者心灵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像猜谜语，谜面虽然总让人觉得不易捉摸，甚至有点神秘，而一旦弄清谜语是怎么造出的，谜底又是什么，那种神秘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修订版)，侯杰、范丽珠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26.80元；《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5.00元；《中国神秘的狱神庙》，张建智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10.00元；《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影印本)，江绍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