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子不语书谭

作者:李 乔




  怪、力、乱、神,孔子所不语也。即使偶谈鬼神,孔子也持一种淡然疏远的态度,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鲁迅曾赞佩孔子说:“孔夫子生在巫鬼势力旺盛的时代,却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不语不谈,敬而远之,这是孔子的理性态度。后代的读书人,或不谈鬼神,或虽谈而存疑,抑或借鬼神而影射人世。袁枚之《子不语》、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张南庄之《何典》,都是此类虽谈鬼神而实则轻慢或根本不信鬼神之作。近代科学昌明以来,特别是唯物主义勃兴之后,鬼神成了可供随便研究、质疑和指斥的东西。特别是“五四”以来,随着学术界眼光的愈加往广处和低处看,谈鬼神的著作更是多了起来。我留心搜集过这类著作,得二三十种之多。览读之余,略做读记数篇。
  
  鬼神的实用性
  
  南开大学教授侯杰与夫人范丽珠合著了一本《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以下简称《意识》),因知我研究过民间信仰,遂邮赐大著请我“教正”。我认真拜读了此书,写了下面一点读书笔记。
  读此书时,我总是不时地生出慨叹:谁要是有能耐把纷繁杂乱的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史实梳理清楚,再加以理论上的科学解说,那他可真是有本事的人。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向来以源头众多、崇拜对象纷繁复杂而著称,千百年来已积为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孔子何以不多谈鬼神?宋朝文人周密解释说,这是因为“有未易语者”。鬼神之事的确不易谈,特别是民间的。我想,在这方面,若是能将史料理出头绪来,已属不易,而若能加以理论说明,就尤为不易;若是能做专题研究,已属不易,而若能做综合研究,就更为不易;若能使读者获得民间宗教信仰史的正确知识,已属不易,而若能将研究这种历史现象的科学结论交给读者,就更加不易。《意识》一书,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当中的许多难题。
  “民众宗教意识”这个概念用得好。它的涵盖面极广,把民众中一切宗教信仰方面的心理、观念以及相关行为都概括进去了。本来,中国民间有无宗教,哪些现象算是宗教,那些又算是有宗教意味的信仰,乃是“核心明确而边围含混”(《管锥编》引近人论分类语),而这正反映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特点。《意识》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故而有意识地跳出了“非此即彼”(是否宗教择一)的思维模式,而采取了一种闳通的眼光,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从而网罗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宗教性”事象作为认识对象,诸如信灶王、信钟馗、讲禁忌之类,确立了自己的民众宗教信仰史研究格局。一部学术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发明和运用概念的历史。《意识》一书的成功甚得益于“民众宗教意识”这一概念。概念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结晶。我猜度,《意识》的著者在研究工作初始时,一定是细细地推敲过“民众宗教意识”这一概念的,然后又通过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充实和坐实了这一概念。
  我一向感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根柢,全在“务实”二字,换句话说,就是鬼神是具有实用性的,供他是为了用他。这是一条大经络,以此可以解释众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现象和特性。早年我研究行业神崇拜时,曾经触及过这条大经络,但仅局限于此一隅,并没有做过全面性、综合性的研究。《意识》一书则在此方面下了大气力,且多有创获。著者说:“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中心可谓趋福避祸。”这句明快的断语,在书中有大量的史证作支持。本来是极端出世型的佛教,何以在民众信仰中变得富有人间烟火味?著者告诉我们,这是民众宗教意识的务实特性促使佛教世俗化的。观音的香火为何盛过释迦牟尼?因为观音热心凡间琐事,务实的民众更需要“她”。民众为何要给灶王娶妻,给神仙过生日?因为在务实的民众眼里,神灵也是需要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总而言之,对于鬼神完全采取“供之为用之”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便是“务实”二字的真谛。对于民众宗教意识之务实特性的总根源,著者有一句话可谓将其说透:“农业文明成为民众宗教意识的第一个摇篮。”同时又指出,儒家理性传统的影响,也是形成这种务实特性的重要原因。这些论述,大大深化了我对“务实”二字的认识。
  我读的《中国民众宗教意识》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的第一版,后来又出了修订本。我没读过修订本,想来修订本会比初版更好。
  
  义和团从小说里请来了神
  
  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说此书获得过几项大奖——费正清奖、列文森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奖,书名叫《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觅来一看,竟是一位名叫周锡瑞的美国学者写的。
  细读这本书之前,我猜度这可能又是一本不脱近代史著述老套子的书,所谈内容大概也就是些义和团如何反帝或排外之类的老话题。读后方知不然。原来,这是一本视角新,结论新,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此书所取的新视角,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风俗史视角、民众文化史视角,这就涉及很多民间信仰和法术方面的内容,所以我把它也看作是一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著作。这个视角,对于科学地说明义和团的起源等许多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于《起源》这本书,可说的话很多,我只想根据自己的兴趣说一点——这是一件小说影响历史的个案。说小说影响了历史,乍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这在旧时代实属平常之事。鲁迅先生曾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靠着小说和从小说编出的戏文。这也就是说,国民是靠着这种小说所提供的学问去行事,去参与书写社会历史的,这不正是小说影响了历史吗?张恨水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民间一切秘密结社,无不受《水浒》之赐。施耐庵一枝笔,支配民间思想四五百年。这话说得很深刻,也很有趣,更反映了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水浒》《三国》等旧小说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众,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
  关于小说能影响历史,我在做行业神崇拜研究时,便有过深切的感受——我国百业所奉的祖师爷中,很多都是从旧小说中请出的人物。现在读《起源》这本书,更强化了我原有的认识。从周锡瑞的研究看,义和团运动从起源到许多具体行为,都与旧小说的影响有极深的关系,这无疑说明了小说曾经影响了义和团。同为小说影响历史的个案,祖师崇拜的案例是颇为局狭的,也并不那么重要,而义和团的案例则很宏观,也很重要,因为这还是一个“小说影响了一场民众运动”的个案。
  周锡瑞举出的大量史料表明,义和团曾经从小说戏曲、民间信仰、武术拳法等民间文化中得到过最初的启发。这也就是说,义和团的原始萌芽,是借助过小说和从小说编出的戏文之力的。《三国》《水浒》《西游》《封神》这几部小说,曾经对义和团的信仰及行为方式,发生过至深至巨的影响。可以说,义和团是充满了“三国气”和“水浒气”,以及“西游气”和“封神气”的。对此,《起源》中的论述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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