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举案齐眉”话木盘
作者：王克明
况可能是在没有热炕的情况下。如果真不坐，我想原因只能有三：一，那被盘坐之物是榻榻米，单块使用；二，将宴会场地盘成巨炕，猛烧；三，人类进化至汉朝时，屁股耐寒。
画面上的片状物，太薄，不会是榻榻米。这是一。若说古代有炕其大无比，我个人不敢想象。这是二。那么，只能持“耐寒”说了?《晋书》里记，西晋愍怀太子，怒舍人杜锡劝他修德进善、远于谗谤，让人把针放在杜锡常坐的毡里，刺之屁股流血，以报复其尽忠劝谏。书虽为唐人撰写，但资料是晋时所传，可以为据。汉至三国两晋，有钱人喜住干阑式房屋，木地板，席铺于地。那杜锡负责传宣乃至起草诏命，当住在第宅宫室里，有木地板，有席，甚至可能有木床，还要铺毡，显然是屁股怕凉。否则，他大可免于针刺。此针毡事件发生于洛阳一带，距汉亡仅几十年。虽然二千年前，河南人美术水平不如四川，不认真记录所坐之物，但北方人坐毡，应为确实。由此我想，“耐寒”说也很可疑。这里是顺便提到：毡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不小心，历史把它给忘了。
总而言之，陕北的吃饭方式十分古老。华夏很多地方，自中晚唐、五代以来，已因高桌坐椅流行，吃饭的坐姿渐由屈腿改为垂脚。北方却仍喜盘坐暖炕，这一点，从宋时范成大诗句“稳作被炉如卧炕，厚裁棉旋胜披毡”中，和《大金国志》“妇家无小大皆坐炕上”的记载等等，可以看出。直至“文革”时，北京城里还有睡热炕的居民。但自明代，案脚伸长、无围绕边沿的炕桌，已似雨后春笋，遍及祖国大地。唯陕北穷乡，不单没发展起高桌大椅，连炕桌也不曾产生。
陕北并非没有过矮脚之案。绥德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便有富人临案而踞的形象，甚至有餐叉。可是，高桌坐椅在唐代已经出现，炕桌在明代已经普及，在闭塞的陕北，除少数规模惊人的窑洞庄园外，世世代代的受苦人却连案脚也没发展起来，终是木盘，直到20世纪末期。这显然与贫穷有关。我在村里时，乡亲们家里的木制家具，无非是一个米柜、两只箱子。家具都彩绘、写对子，是串乡画匠的作品。有只箱子上写的是：“摇钱树儿人人爱，祖祖辈辈大发财。”很直率地表达理想。生活更困苦人家，连这样的家具，也一概没有。唯一不能没有的木制家具，就是那一尺多的木盘。
汉代时候，“盘案”一词还代指祭品。《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公元105年官员王涣不幸病逝：“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那盘案，便是平日盛食物、此时供祭品的木盘。“盘案”之所以可代指祭品，只因祭品也是食物，也置盘案中。至今，陕北乡间，木盘的另一重要用途，便是丧葬时，用以端送祭品。村上的人死了，奠送中有重要仪式日“侑食”，巫师托举木盘，游走端送祭品，用这样的方法寄托哀思。
至今，21世纪，炕桌终于在陕北乡间逐渐普及——比历史上炕桌的普及年代晚了500年；而高腿餐桌在山沟窑洞家庭仍很少见——历史上高桌的出现年代已逾千年。
历尽苦难的陕北，有过若干次历史民族的迁徙和他们的政权统治。其间战争无数，竟有长达一世纪者。直到我去插队之前一百年，战乱还曾使我们那数十里深山沟阒无一人，荒冢不辨，古窑残壁，血迹斑斑。而今居住近两千人，竟无一户为百年前居民。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自西、自北而来，或尸横山野，饮马而过，或落地生根，融入汉族。我们村乡亲中，就有深目高鼻、全脸胡须、毛发悉卷曲者。乡亲们传承至今的生活习俗，不知是祖上民族的痕迹，还是汉族文化的熏陶。故而，他们何时始用木盘，何以“举案齐眉”至今，似已不可考。唯觉甚古远，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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