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卓南生的日本论

作者：董炳月

车头和中国高铁车头的照片)。画面上接受采访的中国女乘客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和发达国家的人一样乘坐现代化的高速列车。”随后播出的却是列车上饮水机的水不够喝、盥洗室的龙头不出水等镜头。播音员又说：列车虽然平安到达上海站，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五分钟。总体看来，那个报道暗示给日本观众的是中国人模仿日本而又不承认、中国人无知自大、中国高速铁路设备差不准时之类的信息。当然，我这个中国人从中看到的却是报道者的胆怯、渺小与狭隘。当代日本著名学者、积极投身护宪运动的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正是认识到了日本媒体的专制性，并且是为了打破这种媒体专制的封锁，才向和平运动参加者发出了“每个人都成为媒体”的呼吁。在媒体不仅记录历史并且参与创造历史的时代，通过媒体认识一个社会是十分有效的，但也是有局限的。
　　从卓南生的日本论中，我们能够对日本国与日本人的“本性”进行再认识，比如“经济动物”的本性。无论是对外国留学生贫困生活的侮辱性报道，还是政治家“260亿美元买回北方四岛”的天真构想，均为其“经济动物”本性的具体表现。经济优越感曾经成为日本人(从政治家到平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经济(钱)是其出发点又是其目的。此外，从卓南生的介绍和分析来看，对于“中国分裂”的期待也已成为某些日本人的一种“本性”。
　　中国大陆正在出现一股日本研究热。此种情况下通过怎样的媒介认识日本是个问题。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作为日本论的经典被广为阅读，但那毕竟是一个未曾切身感受日本的美国人类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前运用第二手资料撰写的日本文化论，更多的是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通过它来认识日本，可能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与其读《菊花与刀》，不如读卓南生或者当代学者的日本论。这样能够接近现实的日本，并且有助于打破日本研究领域的“西方中心论”。三大本“卓南生日本时论”无疑将成为大陆“日本学”研究乃至东南亚华人日本观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是，从现实性与操作性的角度考虑，这些“时论”更适合给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中国人当教科书。卓南生归纳的日本政治由“保革对峙”向“总保守化”的转变应当成为认识当代日本社会的基点，而《日本外交》卷对日本外交战略、外交手段、战后外交史的分析，以及有关日本对付中国的四张牌(中国威胁论、两岸分裂、经济、“北京怕乱”)的归纳，均条理清晰、切中要害、具有“实战”参考价值。细读此书，或可减少我们在对日外交中所犯的错误甚至不犯错误。
　　
　　(本文编辑：李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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