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卓南生的日本论
作者：董炳月
最初对卓南生的大名有鲜明的记忆，是我2001年在东京办报纸的时候。当时小泉纯一郎的右翼政治路线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多重危机，旅日华人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亦遭拷问。据说卓南生对有亲日言论的旅日华人不满，予以讨伐，并列了一份“文化汉奸”名单。此事是否属实未便向卓南生求证，但由此我再次看到了海外华裔异乎寻常的“爱国心”。也许是因为未曾在大陆生活过，“中国”主要是一种文化记忆、一种乡愁、一个憧憬，也许是因为个人际遇与遥远的“祖国”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很多华裔的“爱国心”远比大陆的中国人或者从大陆出国的中国人强烈，虽然他们的国籍并非中国。
卓南生先生是新加坡人。1942年出生，1966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立教大学，学的都是新闻学，后来获得立教大学的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开始为新加坡报刊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之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和驻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日本学界，先是被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到京都，执教于龙谷大学。仅从这个简单的履历，就能看出其生活道路、其职业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惟其如此，他才能够对日本社会的政治、外交与日常生活有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写出三册“日本时论”。与一般的日本论相比，卓南生日本论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即时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为《联合早报》《星洲日报》等报刊撰写的社论或通讯，是面向一般社会读者的“报纸文体”，但是，文章背后却有著者本人对日本社会和日本现代历史的深入了解。
不过，我作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更注意卓南生日本论中与著者的特殊身份相关的内容。
所谓“特殊身份”首先是“新加坡人”(或曰“东南亚人”)。该身份使卓南生在认识日本之际自然地从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日本外交》卷所收访谈文章《新、中、韩旅日学者谈后冷战的亚洲与日本》具有代表性。此文发表于1992年1月25日《联合早报》，文中卓南生作为旅日新加坡学者发言，用新加坡现代历史的实例批评日本人历史观的片面。他说：“日本在1942至1945年侵占新加坡时，曾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但日本的年轻人对此却几乎都完全不知晓。这不能不令人发出如此之问号：日本年老的一辈到底将什么样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年轻人?”问得有理。日本人应当记住并且正视“昭南岛”，就像他们应当记住并且正视“满洲国”和南京大屠杀。但不少日本人没有记住也没有正视，因此无法建立正确的历史观。不过，卓南生画的这个问号并非仅仅对日本人有效，在作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中国人这里同样有效。如果我们只知道“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而不知道新加坡曾经沦为“昭和日本的南方之岛”以及类似的尚未引起我们重视的史实，那么我们的历史观同样是片面的，我们对东亚历史的思考也不完整。东亚的历史获得完整性需要东南亚视角的介入，而卓南生就提供了现成的东南亚视角。在现实社会中东南亚同样不可忽视。战后日本和战前日本一样，自觉地将东南亚纳入其国家战略。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是以完整的东南亚观为指导访问东南亚，展开外交行动。三十年过去之后小泉纯一郎依然大打东南亚牌，在访问东南亚的过程中推销“中国威胁论”。某些日本人为了夸大中国经济的“威胁”，甚至无视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并非中国公民这一事实。好在日本在东南亚并不那样受欢迎，印尼、泰国都曾发生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卓南生在其“时论”中都有论述。对于大陆读者来说，类似的内容将改变单一视角的东亚图景，“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将被置于更大的历史环境、更有紧张感的区域关系中重新认识。
其次，卓南生的新加坡视角并非仅限于对新加坡与日本的关系或者东南亚历史、社会的认识。由于具有“第三者”的客观性，当它作为一种认识其他地域之方法的时候同样具有穿透力。比如，苏联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戒备、80年代中期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东京时拉日本打中国的外交手段等，卓南生对这些国际事件都能够做出深入分析，同样与其“新加坡视角”有关。
卓南生作为日本论者的另一层特殊身份，就是“新闻从业者·研究者”。其言之有据、明白晓畅的文体，是新闻工作的职业所决定。更重要的是，作为学习、研究新闻学并且具有长期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卓南生对媒体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一种“职业敏感”。他自云，1973年修完博士课程到朝日新闻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的时候，就对日本大报的运作有了切实的了解(《我怎样与日本时评结下不解之缘》)。因此他长期关注日本媒体在日本社会生活与国际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撰写了多篇文章。仅《日本外交》卷，就有《透视日本传媒的舆论导向——再评江泽民的日本行》《日本传媒如何解读北京的“历史情结”》《日本媒体怎样炒作沈阳闯馆事件》《日本媒体与朝鲜“绑架事件”》等多篇分析、批判日本媒体的精彩之作。如第一篇揭露了日本传媒对于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活动状况的欺骗性报道，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战后日本社会的本质。战后日本以“民主社会”的面目出现于世界并且标榜言论自由，但其“民主”和“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内外(国内国外)有别、左右(左翼右翼)有别。从媒体工作者的“自肃”、右翼势力对左倾媒体的打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媒体对非欧美国家的不公正报道等方面来看，战后日本并非自由民主社会，而是“软性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形式中，作为日本知识阶级的一部分的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就是体制的共谋者甚至是体制的帮凶。如2007年1月下旬，N H K电视台综合节目频道(相当于中国的央视一台)有关中国高速铁路的报道让我直接领教了卓南生揭露的那种日本媒体的偏见。1月28日杭州与上海间的高速铁路通车，N H K当晚7点的新闻节目(相当于中国的“新闻联播”)即作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他们是怎样报道的呢?关于车体，播音员说：中国方面虽然说是自主开发，但明显是模仿日本东北新干线的“疾风”号(电视画面与之配合，同时出现了“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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