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从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看都市文化
作者：李 楠
以开畅元想。彼临去秋波那一转，正今时举业之宗门。能参透者，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见收入《香艳丛书》一集卷二的《悦容编·借资》)这里把不可言传的神韵之美，看作是女性美的极致，也是诗文的最高境界。欣赏女性美与感受文学艺术之美，是一回事，与市侩式的狎妓心理有着天壤之别。张春帆(漱六山房)曾借了小说人物总结说：
南亭亭长的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他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他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他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九尾龟》第183回)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第一次高中“花榜状元”的小林绛雪和“艺榜状元”的小林宝珠，都是色艺俱佳的名姝，非一般烟花女子可比。
《游戏报》的“开花榜”，不仅使当选的妓女身价十倍，报纸销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可惜，赢得读者如此青睐的原因并不如首创者那么一厢情愿，偏偏是市民们对花间生活的探幽欲望在作怪。市民读者误读了编者、作者的真实意图，不仅没有收到高雅的效果，反而迅速滑向恶俗。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都紧锣密鼓举办“花榜状元”活动。民国之后，将“状元”改为“花国大总统”，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第一次举行花国大总统的选举。小报编者看到市民对此趋之若鹜，便乐此不疲地一次次举办。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1920年代中期，大约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与首创者意愿不同的是，这些步《游戏报》后尘的“花选”早已变异为在利益驱动下的商业操作，堕落为小报编者的牟利手段和妓女进身的台阶。小报得到妓女的贿金后，拼命有目的地宣传。为提高销量，把选票印在报纸上，投票者必须把选票从报纸裁下，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到报馆去，到期开票，才能以得票最多者为状元或总统。谁要捧红自己喜欢的妓女，就多买报纸。于是，小报的发行量大增，不少濒临末路的小报报馆就依靠“开花榜”来挽救倒闭的命运。在后期花选活动中，小报编者和作者在介绍参选妓女的“业绩”时，虽然还打着强调色艺俱全的幌子，但色情的成分大大增加，使报纸的品位越来越低下。
考察“花选”活动从兴盛走向衰微的过程，可以看到小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起初，首创者的主旨虽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错位，但是，歪打正着却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编者收到了意外的经济效益，在利益诱惑下，编者和作者彻底放弃了仅存一点儿的士大夫的“雅兴”，坠入世俗氛围之中。当世俗变为恶俗，势必又引起读者的厌弃。失去读者自然就失去了报纸存在的基础，最终在一片鄙夷声中落下帷幕。“花选”是一个个案，彰显了小报的美学趣味由“雅”而“俗”、由“尚情”而“趋利”的变化过程。小报在经历这个过程时，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最初自作多情的风雅倡导者渐渐转换为世俗的认同者，从城市风习的观赏者演变为城市世俗的制造者。由小报而及其他，所有报刊的文化品格都受制于读者，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着读者的阅读兴味，然后共同营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小报文学成为市民日常的消费读物
现代报刊具有文学生成和传播的重要机制，小报也不例外。作品见于报端，供市民日日消费，随读随散，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另行出版，绝大多数就这么遗留在已逝的报刊中了。而那些大量散佚的作品，恰好是今天我们顾及不到的大面积的通俗文学实存。比如，1940年代的市民作家王小逸共写了一百多部小报小说，有单行本的不足十本。周天籁写了大约五十多部小报小说，只有六部出过单行本。最有名的作者尚且如此，何况大量的无名作者呢?因此，要接近1940年代文学的全部真相，你就得坐到上海图书馆去翻阅那些发黄的小报。
文学既然是依赖报刊而生存，必然逃不脱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互动系统。其结果，小报文学面貌的最终形成，市民的阅读爱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求“实录体”的效果，是小报文学的显著特色。它注重展露都市生活的广度，追求拟真化。不像精英文学那样，以揭示思想的深度和创造审美艺术形式为目的。小报铺陈多样的社会生活，如军阀横行、金融危机、抢购风潮、工人罢工等；写各种人物的生活姿态，有买办、商贾、银行家、寓公、政客、军人，也有职员、店员、学生、姨太太、舞女、娼妓、白相人、流氓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都市广阔的人文景观，像交易所、跑马厅、游艺场、舞场、妓院、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等等。总之，林林总总的大小社会事件和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触及到了，都被不厌其详地记录在案了。这种文学，表现斑斓的市民风情，色彩明艳，但由于线条简单，看多了自会觉得单调、粗疏。当编者了解到读者对于繁冗的叙事产生厌倦情绪的时候，就会萌生花样翻新的想法。《铁报》在1945年复刊的时候曾向王小逸提出写“别裁小说”的要求，王小逸煞有其事发明所谓“藕断丝连”小说体，隆重推出新作《观光团》。整篇小说用观光团到上海参加“庆祝收复胜利大会”这一微弱线索，将十五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每个故事假托《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广陵潮》、《九尾龟》、《官场现形记》、《东周列国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西厢记》、《珍珠塔》、《聊斋志异》、《子不语》、《玉梨魂》大约十五种说部的名目和人物，表现出光复后上海滩上新奇古怪的“众生相”。它很有今日“戏仿”的意味，但事实上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晚清“集锦式”小说的翻版。我们可看出小报作家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的苦心，这种翻造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自觉指导作者进行的。
另一点，流通决定了小报文学的基本面貌。连载小说是主要形式，有时小报一个版面可以容纳六七个小说连载。连载小说写一段刊一段，写到哪算哪，如果中途作家生活发生变故、兴趣转移或报纸停刊，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小报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成品现象，是连载化特点造成的，责任不完全在作者。张恨水的《锦片前程》，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晶报》，未完就停止了。读者是改变写作路向的指挥棒，凡能引起市民兴趣的小说，编者为了经济利益就会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一年后，已长达五十余万字。周天籁准备杀青，可报社老板邓荫先获知消息后，“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殁’，‘全书完’付之”。(见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自述)
小报文学追逐风潮，是它的生存策略。编者要时时关注当下的文化动态，及时捕捉信息，然后策划和引导作者写出与都市息息相通的作品。比如小报与新文学文坛曾经壁垒分明，1930年代初《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看出新文学已经在读书市场扎根，便首先将其引入。不料报纸销数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只好再把新文学作家驱出小报。到了1940年代，小报编者意识到新文学对新市民读者的作用，萌生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形式的意向。1946年的《铁报》上曾连载过一篇仿鲁迅《故事新编》的小说，也名为《故事新编》。全篇小说由《黑市国》、《民蛀国》和《聋哑国》三个短篇构成，每个故事虚拟一个“国家”，讲述一则寓言，隐喻一种龌龊的社会现象，讽世的意图十分明显。此《故事新编》当然不是彼《故事新编》，但作者用模仿鲁迅来赶时潮的企图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模仿还有1949年《辛报》上仿张爱玲《金锁记》的同名长篇奇情小说《金锁记》，仿苏青《结婚十年》的小说《恋爱十年》。这些接近于“抄袭”、“比附”的做法，曲折地表达出小报作者对新文学成果“心仪”的心理。小报也随着都市的发展在“求新”，在“进步”。
这些小报的历史经验，可能是可以直通今日五光十色的市民报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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