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2期

从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看都市文化

作者：李　楠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曾经出版过上千种，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由它来观察上海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是一个绝好的视点。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形态，对于都市(或乡村)都是想象。丹尼尔·贝尔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即便你手中拿的是一台摄像机，它拍出来的上海仍然只能归入“想象”。而在不同的载体里，想象都市的姿态、角度、立场是不尽相同的。晚清小说把上海看作是传统和西洋混杂的享乐场所，是延续扬州、苏州的梦。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是激荡着阶级斗争的大舞台。《长恨歌》是红旗下长大的王安忆对旧上海奢靡华丽的阐释和批评。“美女作家”的都市充满了虚无的狂欢。因为报刊受制于读者、作者、编者三者的互动关系，它既是近现代都市传播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是重要的文学媒体。小报则是现代报刊中的特殊品种，所以，它书写都市和呈现都市的文化、文学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我曾长时间翻读过上海小报，有时候坐在图书馆桌边久了，历史会刺激你，叫你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
　　
　　小报折射出一个中下市民的上海
　　
　　都市大半是移民组成的，也是水晶般的文化多面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像新感觉派书写的流线型饭店、商厦、舞厅、跑狗场，再到张爱玲的颓落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下往上看，如上海小报。要说表现旧日上海中下市民的平常生活，哪里也不会比小报更多、更具象、更真切了。
　　衣食住行，是小报扑面而来的内容。我们看小报讨论流行服饰最起劲，不过很少谈宴会的女性晚礼服或天价首饰，反是不厌其烦述说男士应穿马褂还是西装，女装应不应该袒露等等。态度是纯市民式的，先是嘲讽、保守，甚至有《打倒西装》、《禁止烫发》这类题目出现，不久，就顺应潮流了。1934年小报《金刚钻》有篇文章说：“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贵贵而贵与貌相宜。”这是典型的中下市民“服装观”。我看现在上海的主流市民，实行的还是这个。吃也一样，菜市场的纷扰呀，吃点心如何又好又便宜呀，什么《上海小吃摊速写》、《平民化的早点心》、《说大饼》，是小报经久的主题。住房方面，小报哪像如今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高尚住宅的广告，1930年《笑报》登的是《谈谈我的弄堂状况》，1932年《晶报》刊载的是《一楼一底十一家》。至于出行，小报不讨论自备轿车的牌子如何高档，满眼都是怎样坐电车，黄包车要不要取缔的问题。这就是小报的“上海叙事”，是活的都市生活史、风俗史。比较庸俗的，是“教导”你都市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门槛”，让你精明，不吃亏(但不是坑蒙拐骗指南)；健朗的是在都市日常生活与摩登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让你稳重地、开放地对待现代都市全新的物质潮流。所以小报总是将“时髦”不知不觉地部分纳入“日常”。
　　中下市民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交流，便体现在都市“流言”上。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部分解读了“流言”的寓意，张爱玲把自己唯一的散文集命名为“流言”，我想这两位作家都找到了“流言”对于都市的存在意义。流言不同于谣言，不仅包括邻里问的闲言碎语，更是市民生活的常态。住在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通过制造和传播流言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期望。都市里的名人处在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绎成都市的叙事。这种叙事与小报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正相吻合。小报所指称的“名人”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无论是电影明星、艺术家、政治家、作家，还是算命先生、假道人、妓女、主仆恋爱的主角、怒杀奸夫的女“英雄”，只要能够一鸣惊人，均可进入小报的名人谱系。蒋宋联姻细节、张学良风流韵事、鲁迅葬礼、丁玲失踪、穆时英向舞女求婚等，成为小报上浓墨重彩的流言故事。流言一旦有了终结，便成为传奇。传奇沉淀为历史，历史演化为都市的寓言，反反复复。至此，由弄堂后门出发，流言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小报能自下而上地看待上海?其中之一，取决于小报文人的趣味、生活方式和办报动机。小报文人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并非穷极无聊的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专职小报文人外，包括谴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海派作家，大报大刊编辑，寓居海上的洋场名士，实业家和医生等等。其中，不乏世家子弟、名人之后。比如较极端的，有做过浙江实业银行经理、大光明等三家影院董事长的胡治藩，是位商界精英，古文、英文俱佳，他就办过《司的克报》，还为小报写过小说《黄熟梅子》和《十里莺花梦》，是位名副其实的小报文人。像胡治藩这样拥有优越社会地位的小报文人当然不是多数，但至少提示我们：这样的人虽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出于个人的爱好，趣味偏于“旧报人”，把文章当作娱乐休闲和抒发胸臆的自留地，抱着“玩”的主旨来从事写作。平时生活方式喜好赋诗、填词、收藏、写小说、做票友、逛游戏场所，就可能成为小报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是偏于大众的，而非精英型的。大众文化趋同于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流动于都市的中下层社会空间。因此，小报想象的上海，成了一个既符合中下市民口味，又体现小报文人理念的上海。
　　小报的读者更是与中下市民阶层联系着的。小报雅俗共赏，作者、编者中后来也有了左翼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们有意打人下层，茅盾、曹聚仁都曾客串主持过小报的副刊。穆时英、张爱玲后期都在小报上发表作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常读小报，就像现在的数学家可能闲暇时读读侦探，读读金庸。但小报读者的主体是中下市民，如职员、店员、工人、小贩、游民。张爱玲提到在上海读小报的人，除了她那无所事事的父亲，一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公寓生活记趣》)，一是“牛肉庄”里红润肥胖的伙计(《童言无忌》)，他们对小报文化品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都市文化品位在小报逐渐下移
　　
　　小报的都市文化品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不仅跟小报文人群体成分的演变和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编者、作者长时间与读者碰撞的结果。我想以晚清小报“开花榜”的变迁历史为个案，来分析一下小报是怎样雅俗易位、斯文渐亡的。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编办的《游戏报》开了中国文艺类小报的先河，而在小报上选举“花榜状元”又是《游戏报》的“创举”。当初李伯元设计此活动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于旧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李伯元确定的“花榜状元”的“条例”，与其他后继的小报不同，他承续了明清名士以“韵”为主的品评青楼女子的规则，不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气质等方面。明清名士认为：青楼美人应该“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非独捧砚拂笺，足以助致。即一颦一笑，皆可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