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异的现状背后，是国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不同心态。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一些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妨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像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 ”，浴火重生；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万幸的是，这个规划没有彻底实施，要不然现在的游客就不会看到紫禁城的城墙、角楼和护城河了。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走火入魔的顶峰。从五四、１９４９年到“文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企图越来越远地告别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受教育的几代人被告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统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书五经这样的毒草自不必说，连北京古城也是罪恶的象征。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从６０岁左右的省部级干部，四五十岁的前知识青年，到刚刚踏上社会的２０多岁青年，目前掌控着我们社会发展的这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课本里选读的几篇古文就是这几代人对传统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这几代人心目中是几个念颂陈腐信条的呆板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是散发着腐朽气的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什么“四维八德”，什么“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复合板家具；为什么那些市长县长镇长们毁坏文化珍宝时心中没有一点点负罪感，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造福。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卖文物案件时，往往没有处理一件抢劫甚至盗窃案重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之类的洋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１３亿中国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着多么惨重的损失，多少人意识到了因我们的不负责任，我们将对子孙万代犯下何等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对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弥补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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