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
写竹尽托平生意
作者：王 翚
徐渭开始画竹是嘉靖四十二年43岁之时，当时他才告别胡宗宪幕，得到丰厚酬金营筑酬字堂，生活较为安定。然而旋即便祸事踵至：44岁时因得罪权贵，贻误科考，遂终身与科举无缘，45岁时胡宗宪因攀附严党入狱并死于狱中，徐渭惧受牵连而精神失常，46岁时杀妻入狱七年余，之后贫困终老，73岁时在贫病孤独中死去。纵观徐渭后半生这30年，可以概括为在孤独落魄中，狂狷不减，悲愤难抑，然借放意的言行又使郁结稍舒，故也并非郁郁终日，竟得高寿。如此种种，在竹画诗中均有呈现。
徐渭以狂著称，袁宏道《徐文长传》曾记录他在胡宗宪幕中的表现：“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这时的徐渭踌躇满志，以一诸生而敢傲王侯，一布衣而倾动人主，自有狂诞任情的资本，但出狱以后的徐渭窘迫不堪却依然桀骜偃蹇。陶望龄《徐文长传》中描绘徐渭“狱事之解，张宫谕元汴力为多，渭心德之，馆其舍旁，甚欢好。然性纵诞，而所与处者颇引礼法，久之，心不乐，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弃归”。在常人看来的纵诞不羁却是徐渭的正常性情表达，而在常人看来的循规蹈矩却引得徐渭精神病发。在这样的社会习俗下，原来身为天地之造化，万物之灵长的人也如蚊蝇所生，只知唯诺依顺，卑琐不堪，这本来是甚可忧虑之事，但以徐渭的身份，根本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对这种现象这种人的深深的不屑，因此，南归以后，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概述了徐渭那一段生活：“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距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这种性情表现在画竹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孤傲与率性。竹子孤傲劲直的品格同时也为徐渭所自诩：“兰与竹相并，非关调不同。氤氲香不远，聊为引清风。”《题兰竹》“仙华学杜诗，其词拙而古。如我写兰竹，无媚有清苦。”《写兰与某子》徐渭曾画过一幅四不像的竹：“唤他是竹不应承，若唤为芦我不应。俗眼相逢莫评品，去问梅花吴道人。”《仿梅花道人竹画》在这里像不像竹是属于俗人眼中的品评，关键是这不似背后的真性情。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对徐渭诗有这样的评价：“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苦，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可谓徐渭的知音，他的诸种形容其实都抓住了一个根本，即真性情的勃发。因此以上虽然是对徐渭诗作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他的绘画，因此徐渭笔下的竹便是“一斗醉来将落日，胸中奇突有千尺。急索吴笺何太忙，兔起鹘落迟不得”《竹》。而其放意的种种恣肆则表现在：“枝枝叶叶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载。信手扫来非着意，是晴是雨恁人猜。”《雨竹》“嫩筿捎空碧，高枝梗太清。总看奔逸势，犹带早雷惊。”《题画》“胡麻绿菽两尖堆，答使无他写竹回。卷去忽开应怪叫，皂龙抽尾扫风雷。”《写倒竹答某饷》
徐渭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自小被誉为“徐门之光”、“谢家之宝树”的他，20岁时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曾表示：“生无以建立奇绝，死当含无穷之恨耳！故曹沫、聂政无三尺之剑，则不如农夫之处陇亩。蛟龙处木，不若狐狸；骐骥处水，不若跛鳖。士而无资，何以异此？每念于斯，未尝不掷卷投札、流汗至踵也。”然而造化弄人，徐渭空负文名，却屡试不第，最后终于在胡宗宪的幕中实现了他有生之年的最高价值。以白鹿双表即《代初进白牝鹿表》和《代再进白鹿表》获得赏识，从而“一布衣而倾动人主”，在当时的情势下，徐渭一则获朝中显要赏识，一则“人主知有先生矣”袁宏道《徐文长传》，应该青云可期，然而随着胡宗宪的获罪，徐渭杀妻入狱，虽7年后免缧绁之苦，却终究是“皂帽紫衣奔不得，空教红拂伴人眠”《道中竹枝词》，“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上谷歌》。
袁宏道称徐渭“晚年愤益深”。综观徐渭的后3O年，他的悲愤主要缘自两方面，一是失意之愤，再是蒙垢之愤。前者上面已经谈及，后者则与入胡宗宪幕有很大关联。客观上说入胡幕使徐渭不仅生活得到改观，而且自我价值也得到很大的体现和认同，可谓徐渭生平一大快事，可惜随着胡宗宪因攀附严嵩党而获罪入狱并死于狱中，徐渭的这一快事便显得有些尴尬，这种心情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露无遗：“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垢，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对这段文字可作两重理解，一是对时局的忧虑与愤慨，这在徐渭的一首题画诗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达：“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题雪压梅竹图》可见当时宁冤勿纵的时局。因此他虽然借他人的嘴表达自己的清白，但同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形下自己处境堪虞。另一重意思则是徐渭对自己狂狷性情的明确剖白：“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垢，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徐渭把是否合于“义”作为实践道德的准绳，在其晚年的一件事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上文谈及曾救徐渭出狱的张元汴由于时时用礼法提醒徐渭，引起徐渭不快而分道扬镳。但张元汴死后，已闭门十年不出的徐渭白衣往祭，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可见徐渭对恩义的态度。有着这种处世姿态的徐渭在对待入胡宗宪幕这事中，却无法得到绝对是与非的答案，从他祭奠胡宗宪的文辞中可以看出其中的沉痛与无奈：“于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也两不思也遂以罹于凶。于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令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盖其微且贱之若此，是以两抱志而无从。惟感恩于一盼，潜掩涕于嵩蓬。”《祭少保公文》在一美遮百丑，墙倒众人推的世情中，容不得徐渭作这许多功过是非的辨析，徐渭明白这一点，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死，孰与人死之”，在他以为，被这样的世俗来判罪是一种耻辱。
然而徐渭终究不免耻辱，他未因胡宗宪事获罪，却因实实在在的犯罪——杀妻而入狱。这似乎抵消了胡宗宪事诸种可能的后果，但在徐渭心中毕竟成了一个结，因为在祭文中所揭示的种种矛盾，随着徐渭卑贱终身留给他的始终是无奈。
这样的悲愤在徐渭的画竹咏竹中有双重表达。一是对时局的忧惧，如《竹》：“四时惟听雨，无日不惊秋。”《风竹》三首：“画里濡毫不敢浓，窗间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事风波满太空。”“枯枝固是转相寻，数叶何劳便米侵。恶梗强鞭穿地遍，秋风偏要飒幽林。”“苦笋穿苔破出封，摇风弄月碧玲珑。昨宵偶掘行鞭看，多少泥中掘杀侬。”从竹梢、竹叶、竹鞭乃至竹笋，竹子家族被笼罩在一种惊惊惶惶，大难临头的氛围中，而且徐渭突破了历来对竹多从美好处进行赞颂的习惯，更对“恶梗强鞭”做了反面的借寓。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无奈与愤慨。徐渭常自诩为苏轼的知音：“东坡画竹多荆棘，却惹评论受俗嗔。自是俗人浑不识，东坡特写两般人。”《画竹与吴镇》他每以自己的遭际与苏轼相比，颇引以为同路人，因此他能明白苏轼画竹讽世的用心，并在自己笔下以画竹抒发内心的悲愤。如《雪竹》：“画成雪竹大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又《写竹赠李长公歌》：“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从梢，那得分明成个字？……武人谁是百足虫，世事全凭三寸笔。山人听罢公子言，一虱攻腰手漫扪，欲答一言无可言，只写寒梢卷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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