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
明末清初江南三诗派
作者：罗时进
崇祯后期，虞山地区诗歌创作进入兴盛时期，而钱谦益作为林下领袖，声誉日隆。这时虞山陆贻典敕先将“里中同人”之诗都为一集，命之曰《虞山诗约》，请钱谦益作序，牧斋以“希风真风雅”、“抒发真性情”为旨成稿，序中有“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土单)，胥天下而奉要约”之语，透露出虞山诗人设坫立派的明显动向，显示出阐扬群体创作特点的自觉意识。稍后，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卷四中就明确使用“虞山派”这一名称了。
冯班在《马小山停云集》中对虞山诗歌的“流风”有清晰的说明：“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骚》，下亦不遗于近代。然而甘苦疾徐，得于心，应于手，亦不专乎往代之糟粕也。工拙深浅虽人人不同，然视世之沾沾口绝者，为异矣。东涧老人亡来，流风未泯，作者间出。”这里进一步指出虞山诗人以学问为根柢、主性情的创作特色，并强调说明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派文脉不断，并继续发展。
娄东诗派以娄江刘家河东流经过太仓而名。太仓，元明以来也是人文荟萃、才俊辈出之地。这里是明代“后七子”首领人物王世贞的家乡，也是复社领袖张溥的乡梓，而明清易鼎前后诗学上最能瓣香弇州，发高华雄响，政治上与西铭同气相求者即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娄东诗派的主要成员是“太仓十子”，他们是太仓当时著名的十位诗人，即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顺治十七年，顾湄出面刊刻《太仓十子诗选》，成为娄江派标志性的成果总结。
十子与吴伟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推梅村为领袖，而梅村也亦有开坛树帜的愿望，《太仓十子诗》由顾湄出面刊刻，实际最后由梅村“手定”，立派之义不难看见。从表面上看，与十子结盟是欲和云间、西泠一争上下，使娄东成为唐诗派的最有影响的阵营，但实际上这种立派活动潜含着在更大范围进行诗学竞争的意图。
在虞山、娄江和云间三派之中，以几社为依托的云间派实际上开派最早，演变的过程也最为复杂。该社始创于崇祯二年，首事者六人，即夏允彝、徐孚远、杜麟征、周立勋、彭宾、陈子龙，皆松江著名文士。其时“卧子子龙先生方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笔惊人，遂成六子之数”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见其初陈子龙在几社中并非中坚，然而在云间派的发展过程中，陈子龙以其卓荦的才华走到了几社的前台，成为云间派的首席代表。
也就在崇祯二年陈子龙因对古文辞的偏好与同邑李雯缔交，之后二人相互延誉，同声引重，影响日见扩大。崇祯九年陈子龙在家乡“读书南园，时与宋辕文征舆相唱和”《陈子龙年谱》，次年陈、李、宋三人相聚里居，互相劘切，诗篇甚富，故各梓为一篇传于世。崇祯末宋征舆将三人的诗作合梓而行，名曰《云间三子新诗合稿》，自此年轻的宋征舆得以与陈子龙以及声名甚著的李雯倚窗并驱，成为云间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在入清后成为领袖，在该派后期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东南海隅的一片相邻地带，在明清易鼎海宇激荡时期出现了上述三个极具影响的文学流派。考察三诗派之关系，既要注意其间的关联性，又要注意三者之间的对立性，而这两个方面都映现出易代之际特定的世道人心并关乎江南诗学的走向。
所谓“紧密关联”是就三派成员尤其是三派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这种关系可以从政治角度和文学角度分别加以观照。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观察的话，可以看出三个流派都具有强烈的党社意识和社会关怀。钱谦益是明末东林党渠魁，又是复社领袖；是崇祯初枚卜阁臣的失败者，而退居虞山林下后长期极负清望；他曾在清兵践踏江南时首签降表，成为贰臣，但入清后又一直坚持反清，是抗清活动的谋划者，也是积极行动者。吴伟业14岁受知于张溥，为高弟子。当复社成立时即名列“十哲”，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他也曾是东林党在朝廷中属意培植的新进力量。顺治九年同声社与慎交社成水火之势，面对激烈冲突梅村以前辈身份出面调停，并在几千人参加的“虎丘大会”上被推为宗主，一时名满天下。顺治十年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等策动其北上仕清，进京后适逢二陈政治上陡遭重创，个人仕进前程顿然黯淡，而品节的自责日益加剧，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归籍，在忏悔和救赎的心程中蹒跚。
相比较而言，几社的政治色彩要淡薄一些，甚至他们的社员发展都以最初六人之“昆弟婚娅及门子弟”为限，简严为要，并不追求庞大的规模。但是陈子龙和李雯的政治态度还是对几社由一个纯粹的文社变为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社团起了极大作用。夏允彝在《序陈李唱和集》中说：“二人者，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二人中以卧子更为突出。他早年就坚定地站在亲东林、反阉党的立场上，与复社领袖张溥、张采关系至为密切。成为复社成员后，对社事极其热衷，复社的金陵大会召开时，陈子龙是非常活跃的人物，因而无论阵营内外都往往将他与张溥相提并论。
正由于三个流派的领袖有如此的入世热忱和拯救意识，因此相互之间联系尤多。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魁参与复社的活动，深受江南士林拥戴，陈子龙即有《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对其经邦治国的才略及声望亦推崇备至，甚至将牧斋视为挽救明季颓局之希望所在。吴伟业与钱谦益为国变前的旧交，崇祯时期同在党社，弘光间曾同朝为官，崇祯九年权相温体仁策动了一场对牧斋的政治迫害，将其打进牢狱，藉此实施对复社的打击时，梅村与卧子都作《东皋草堂歌》，赞颂钱、瞿风概，指斥和嘲讽温相从陷害贤良走向害己末路，表现出坚定的党社正义立场。入清后钱、吴交往频繁。顺治九年初夏牧斋有与梅村论社尺牍，磋商复社大计，内容与反清复明亦不无关系。另外牧斋颇多“观棋”诗文潜论时局，梅村集中亦有《观棋六首》，自注“和钱牧斋先生”，他的娄东门人也多有“观棋和牧斋先生”之作。这不应该仅仅视为牧斋诗在娄东的流传，其中有传播和回应抗清复明信息的背景在。由此也可见三派领袖在党社立场上完全一致，而于抗清复明尤相互心契，彼此呼应。
然而从文学方面来考察，三派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钱谦益以文学泰斗和诗坛盟主的威望对三派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娄东派和云间派拒斥“权威的压力”，甚至虞山派内部也有一批诗人试图走一条与牧斋不同的诗学路线。这就形成了具有多元取向、色彩丰富的江南地域文学图景。
作为文学宗师，钱谦益无论在明末或入清后都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即使处于虞山林下，“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连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钱谦益《林六长虞山诗序》。士子为文，一经题品，便为定论，平增身价。即使是堪称诗坛巨匠的吴伟业亦以诗集求序于牧斋，牧斋《梅村先生诗集序》赞赏备至，又有《致吴梅村书》盛赞其诗“清词丽句，层见叠出，鸿章缛绣，富有日新”。“攒簇化工，陶冶古今，阴施阳设，移步换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对娄江十子，牧斋亦不惜浓墨重彩予以褒扬，称十子诗“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奥，扬之而明”《娄江十子诗序》。这种领袖式的影响在松江同样存在，牧斋《有学集》中有《题徐季白诗卷后》一文，专论云间派，谓“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子龙、李雯，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评价特高。陈子龙的《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和李雯《上钱牧斋年伯于狱中》称谦益“英雄有余习，当世实孤忠。剑气宁终歇，龙门自昔崇”，都不仅是作为对东林党领袖的尊崇，也包含着对一代文学宗师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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