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鲁迅：英雄主义的文学观
作者：白振奎
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摩罗诗力说》）
“颂祝主人，悦媚豪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都与反抗、复仇、牺牲的英雄品格背道而驰。
尽管鲁迅对文学史的宏观精神持批判态度，但落实到微观的作家、作品层面，则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关注或肯定，其眼光多投注在有反抗、复仇、牺牲精神的特质上。
1、从屈原到嵇康、阮籍
鲁迅肯定屈原的自投汨罗、不屈而死：“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休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他未能倾心赞美屈原，是因为：“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屈原具有妥协性，不是鲁迅心目中完美的英雄。
从《摩罗诗力说》开始，打破中国文学的和谐理想，寻求反抗、叛逆、复仇的文学，成为鲁迅的审美理想。用这种审美理想衡量，鲁迅更多地认同古代具有反抗、破坏、复仇精神的人物。由此生发，鲁迅最喜爱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对嵇、阮等人的笑傲竹林、醉心玄境的人生意蕴、潇洒风姿多予赞美。而嵇、阮身上最令鲁迅倾心的，还是他们的反抗精神。鲁迅最喜爱的古人是嵇康，甚至已经达到偏爱的程度。鲁迅先后校勘《嵇康集》达十数遍，并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考》等文。鲁迅对嵇康最倾慕、最神往的，是嵇康身上所表现出的英雄品格。嵇康以自然对抗礼教，以崇高抗衡猥琐，就是死，也死得潇洒绝俗。广陵曲散、风流不绝，鲁迅引嵇康为异代知己！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是士人自觉意识的标志，正道出了嵇、阮的真性情。嵇、阮是愤世嫉俗的，阮籍将满腔的幽恨化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嵇康不礼权贵，触怒时忌，玉石俱焚。
2、陶渊明
陶渊明为人，与阮籍、嵇康相近，也具有不平之气。鲁迅对陶渊明的关注，关键在于陶诗中精心营构了复仇的英雄意象，如《咏荆轲》中写“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对代人复仇一去不返的志士荆轲充满敬仰；《读山海经》其九写“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其十写“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对逐日的夸父和复仇的精卫都礼赞有加。这些是陶渊明诗歌中的“金刚怒目”之作。
1935年底，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发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提出诗歌的最高境界在于“静穆”：“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正式提出了“静穆”的美学理论。
鲁迅反对朱氏的“静穆”理论。他认为，历来的伟大作者，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进而阐述道：“《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的诗歌有两种风格，朱光潜关注的“悠然见南山”的闲适，鲁迅则指向了不平之鸣。鲁迅又进而阐述：“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六》）这就可见，鲁迅的喜爱陶渊明，除了因为陶渊明象征了魏晋人的天姿纵放，更是因为陶渊明的诗歌世界里有刺秦的荆轲、复仇的精卫、挑战太阳的夸父，有“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不屈而死的刑天，他们都是英雄。
鲁迅欣赏陶渊明的“豪放潇洒”，更关注其“金刚怒目”。这种偏重，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折射了鲁迅的英雄视角。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人来说，现实是不堪忍受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友人林语堂都想在文艺中寻求精神家园以逃避现实。朱光潜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一员。鲁迅与他们论争，表面上是文艺观的龃龉，实则是人生观的异辙。
3、小品文
鲁迅对古代小品文的意见，似乎将文学的功利性推到了极致。他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小品文的危机》）
基于一贯的英雄文学观，鲁迅独树一帜地对战斗的小品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小品文的危机》）同样基于反抗战斗的视角。
反之，对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独抒性灵”而回避社会责任的明清小品，鲁迅也顺便予以讽刺：“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朝的所谓‘悖谬’，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杂谈小品文》）周、林诸人特重风花雪月的明清小品，正可归入鲁迅所谓“帮忙文学”之列。
如果说，周作人、林语堂偏好的是明清，鲁迅则高扬魏晋；明清小品独抒性灵，超功利特点很突出，魏晋的代表则是嵇康、阮籍，和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功利性极强。对于逃避社会责任、英雄气质缺失的明清小品，鲁迅口诛笔伐。
三、后期英雄观的转变
鲁迅的英雄谱系中，有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如普罗米修斯、精卫、夸父、刑天；有在现实生活中改造社会的政治英雄，如拜伦、孙中山；有在精神领域吹响启蒙号角的思想英雄，如尼采、易卜生：也有在文学殿堂里为国人招魂的诗人英雄，如西方的雪莱，中国的嵇康、阮籍。在他们身上，都大体体现了个性的反抗，决绝的复仇，孤独的牺牲等文化品性。对英雄的崇敬，对英雄的赞美，贯穿了鲁迅的文艺观、人生观。鲁迅本人的一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呼唤英雄，在学术研究中寻找英雄，也在现实生活中讴歌英雄。鲁迅不仅以英雄视人，也以英雄律己。英雄，可以说是鲁迅精神的代名词。
随着人生境界的扩大和对当时国内的形势的了解，鲁迅心目中的英雄，后期标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如唐弢先生在《鲁迅风》创刊号上概括的，鲁迅“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因感受到人民群众觉醒反抗的现实，孤独反抗的英雄逐渐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代替。鲁迅自言：“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序言》）可以说，鲁迅心目中前期的英雄是孤军奋战的勇士，是决绝的天才；后期的英雄则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和劳苦大众。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后，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他说：“义军的记载看过了，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致萧军、萧红》）前期孤独的“过客”不见了，代之以大众的觉醒、反抗。他的文章中破天荒地出现了“同志”的字眼，发表于1931年4月25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个宣言，标志着鲁迅的文艺观的巨大转变，也表明了其英雄观的渐趋成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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