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鲁迅：英雄主义的文学观
作者：白振奎
作为一代文学先锋和学术大师，鲁迅将文艺创作同启蒙立人结合起来，将学术探究同社会使命联系起来。其文学研究观照视角，经历了从早期的个性叛逆、决绝复仇、孤独牺牲的英雄，向后期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转变。这个转变，折射出了思想者鲁迅艰难追求的心路历程。
在鲁迅博大、纷繁的文学世界和学术殿堂里，“英雄”构成其言说核心话语和关键意象，并成为一个意象系列。与“英雄”内涵相同或相通的意象，有天才、英哲、战士、猛士、过客、傻子、狂人、狮虎、鹰隼、枭、小青虫；与此相反或对立的意象系列，包括庸众、群众、看客、奴才、叭儿狗、癞皮狗、苍蝇等等。在宽泛的意义上，两个意象系列内部，各意象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一、鲁迅心目中的英雄品格
鲁迅心目中的英雄品格，可概括为个性的反抗、决绝的复仇、孤独的牺牲等三大特征。
1、个性的反抗
对古今中外文化中的各种破坏形象、叛逆形象，鲁迅都引为同道，垂以青眼。在西方，卢希飞勒、撒旦、凯因，《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和规范的，鲁迅却在他们的精神中，看到了一种个体独立精神的张扬。对于独具个性、持论反抗的思想家或思想界战士，他也情有独钟。对于尼采，鲁迅无限敬仰地说：“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鲁迅进而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的激进主张。对于易卜生，鲁迅取其“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奔流〉编校后记（三）》）的个性品格：不仅欣赏易卜生及其笔下的英雄——斯托克曼医生，而且《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思想，也启迪了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摩罗诗力说》中，他介绍这部戏剧：“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并发出“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的慨叹。毋庸置疑，斯托克曼医生，正是鲁迅心目中个性反抗的英雄。“摩罗诗派”，也是鲁迅心摹手追的对象。摩罗诗派，是十九世纪初期盛行于西欧及东欧，以拜伦与雪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浪漫诗派。鲁迅接受了摩罗诗人的文学观，介绍、评论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八位浪漫派诗人。这八位诗人或是爱国诗人，或是复仇诗人，或是处在异族统治下的诗人，总之，都是反抗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摩罗诗派，也是鲁迅英雄观的理论来源之一。
2、决绝的复仇
鲁迅曾说过：“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致黄苹荪》）复仇成为鲁迅鲜明的个性特点，鲁迅念兹在兹的是英雄的复仇，并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心目中的复仇英雄形象。
散文诗集《野草》，塑造了不为敌人巧言迷惑、清醒刚毅的战士形象。文中，“但他举起了投枪”句，凡五见，足见鲁迅为文之用心——他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决绝、坚毅，不为外物所动。决绝的复仇贯穿了鲁迅一生出处，贯穿了其文化品格。他神往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历史上的“荆轲刺秦”；《故事新编》中，复活了眉间尺割头复仇的故事；《女吊》中，为那些做童养媳，备受虐待，以致投缳的女鬼们作传，刻画了女吊复仇的灵魂。凄厉的女鬼，面目不再狰狞，而是令人同情和感佩。
提倡决绝的复仇，既是其个性使然，又有时代大潮的烙印。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排满思潮正盛，光复会、兴中会、同盟会、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在在不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主题，这对于鲁迅文化品格的形成，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英国诗人拜伦，是鲁迅早年最为服膺、最为钦敬的一位英雄诗人。除了英雄惺惺相惜因素外，复仇乃是两位英雄的共性。鲁迅后来回忆道：“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杂忆》）鲁迅所言不虚，当时的大潮是排满复仇。例如，拜伦的《哀希腊》诗，就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大家，为之翻译成汉语，一首外国诗，遭遇如此殊荣，大概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吧。其原因就在于拜伦支援希腊独立，获得了半殖民地社会背景下有识之士的青睐。
3、孤独的牺牲
鲁迅笔下的改革者、革命者，都难免孤独的命运。因为改革者、革命者的思想观念要先于大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大众迥异，甚至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孤木难撑，动辄得咎，理想幻灭和肉体牺牲都将不期然而至。
鲁迅的孤独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缺乏同道的寂寞。在鲁迅笔下，麻木的大众和孤独的英雄，有时用对立的“看客”和“过客”替代。第二个层面，是没有真正对手的悲哀。敌手虽然荆天棘地，但绝非与英雄构成真正较量的“狮虎”，而是人格萎缩的“癞皮狗”式人物，抗争的悲剧意义大打折扣。“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鲁迅用诗歌传达内心的荒诞与悲凉；《故事新编》中的后羿每天只能射杀乌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荷戟彷徨的象征，是鲁迅本人孤独抗争的悲凉心境的写照。
英雄就要承担牺牲的命运。西方的先觉者：“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文化偏至论》）神话中盗火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也是这样的牺牲者，鲁迅以其自喻：“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别人，虽遭天地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中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奉献了一切的革命者，他们的悲凉命运令鲁迅感慨不已：“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头发的故事》）牺牲，古今中外的英雄几乎无一幸免，似乎成为宿命。孤独的牺牲，反衬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彰显了英雄行为的崇高感。
二、中国古典文学的英雄视角观照
作为启蒙英雄，鲁迅认识到改造国民精神，当以文艺为先锋。他坚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那次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对于鲁迅的影响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导致他弃医从文。他最终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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