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

作者：陈伯海

　　其次，关于试帖诗的写作方法问题。试帖诗的意义既然在于规范法度，对它的作法自要特别精心。从现存清人选本来看，几乎无一不在法度上下了工夫。毛奇龄《唐人试帖序》即谈到：“有制题之法，有押韵之法，有开承转合、颔颈腹尾之法。”还提及“破题”、“承题”、“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结而收之”诸多名目，他在所选诗的评语中亦常结合作品实际来显示各种局法，后来各种选本莫不仿依。选家的努力也得到了诗人和诗论家的呼应。沈德潜在其《唐诗别裁集》的“五言长律”部分特地列入一批试帖诗，并加提示道：“此体凡六韵：起联点题，次联写题意，不用说尽；三四联正写，发挥明透；五联题后展开；六联收束。略似后代帖括体式，合格者入彀。”(见《唐诗别裁集》卷一八韩濬名下批语，清乾隆二十八年教忠堂重订本)冒春荣《葚原诗说》则解说更为详细，曰：“试帖例用六韵。首句以仄起为是，或押韵起亦可，此不在六韵之数。二句或对或不对，随时置局。次联承起意而畅足之。三联须旁敲远运，推宕击题。四联、五联聚精会神，正在于此使题无剩意，笔有余情。结句多用颂扬，或寓请托，然亦当与题合拍，不徒泛言。作者能另出精意，补前所未及，则气足神旺，而为后劲矣。”又云：“试帖体各不相类，如应制、应教、廷试、都堂试、礼部试、翰林馆课、省试、监试、提学试，其试题有用经史语者，有用时事者，有咏物者，有赋得诗文句者，题虽不侔，而体则画一。”(均见《葚原诗说》卷之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论述都为试帖诗的写作提供了方法原则。当然，一味在这些法规上用功力，虽能写出合格的试帖诗，却未必能写出好诗，所以论者又常提醒习作者要重视局法的变化。如毛张健《试体唐诗杂说》一文，在强调局法、规矩的领先作用后，紧接着便进而申说其变化，其云：“法止有一，局乃万千，局变而法亦变矣。或前分而后合，或前合而后分；或前虚而后实，或前实而后虚；或分合互用，或虚实相错。有一联中一句承上，一句启下者；有一句中承上启下者；有后段之意，暗伏于前者；有前段之意，发明于后者；有正意已足，而以旁衬虚衍为事者；有分列数条，错综互见，而以一笔收束完成者。要知至变之中，有不变者在。”这种“有法而无定法”的主张，还算是比较辩证的。如果说，毛氏此说尚停留在法式的层面上谈问题，那么，李因培鼓吹试帖诗的写作须做到“虚实相向，深浅相生，或合或分，随心成矩，要在典切工妙，腴而不腐，炼而不涩，使声振篇中，气流句外。至于结处，概多寄托，又须浑涵缥缈，余味曲苞”(《唐诗观澜集》卷一五所录李因培评语，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便超越了具体法式的规约，将问题提升到神气、韵味、寄兴、风骨这类“形而上”的层面之上。像这样来要求试帖诗的写作，当不失为一条“取法乎上”的路子。
　　再一个问题，关乎试帖诗的体性，因为任何对这类诗的研究，最终总要落实到如何把握它的体性上来。其实前人对此早有论述，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便讲到：“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这里指出的两点，即首联须落实题意和中间各联要讲究对仗、声律，都属于法度限制，而有了这些限制，就不能像其他诗歌样式那样便于驰才骋气、舒卷自如了。这个问题上清人也深有体认，如：毛张健宣说试帖诗要切合题意，不同于一般诗歌但以气骨高古、神味深远等为尚（见《试体唐诗杂说》）；杭世骏指称其特性在于“法严体密，精此者不易”（见《唐律类笺序》）；李重华以为习作者必须“敛才就法”，故“皆兢兢守定绳尺，绝少排奡生动者”(《贞一斋诗说•诗谈杂录》，《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马鲁亦主张写这类作品“要皆以刻划确切为上”，“非夫随意遣兴之不著色相，以超脱为贵者也”（见马鲁《南苑一知集•论诗》卷二）。他们所总结的这些特点，自然是有根据的，但一味强调其特殊性，强调其“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则又不免会使试帖诗的写作脱离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而被驱赶到一条逼仄的小路上去。这类诗作之被称作“干禄字体”或“俳优者之词”，大手笔所不屑为，跟上述定性与定位的方式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纪昀在其《唐人试律说序》一文中提出的“同源别派”说，显得更为周全，其云：“诗至试律而体卑，虽极工，论者弗尚也。然同源别派，其法实与诗通；度曲倚歌，固非古乐，要不能废五音也。”意思是说，试帖诗尽管属于诗的别调，但跟诗的主流在源头上仍然相通，就好比后来的曲子词虽非古乐，却仍然属于整个音乐系统一样。他在《唐人试律说跋》中也谈到：“试律固诗之流也。然必别试律于诗之外，而后合体裁；又必范试律于诗之中，而后有法度格意。顾知诗体者，皆薄视试律，不肯言；言试律者，又往往不知诗体，众说瞀乱，职是故也。”此说既承认试帖诗有其自身的规范，需要拿它与一般诗歌样式区别开来，而又认为必须将它纳入整个诗歌传统之中，使之具备诗歌所应有的各种要素，应该说，这样来把握试帖诗的体性是比较全面的。正因为有这样一种通达的观念，纪昀对试帖诗的写作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为试律者，先辨体，题有题意，诗以发之，不但如应制诸诗唯求华美，则襞积之病可免矣。次贵审题，批窽导会，务中理解，则涂饰之病可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终之以炼气炼神。气不炼，则雕锼工丽，仅为土偶之衣冠；神不炼，则意言并尽，兴象不远，虽不失尺寸，犹凡笔也。大抵始于有法，而终于以无法为法；始于用巧，而终于以不巧为巧。此当寝食古人，培养其根柢，陶镕其意境，而后得其神明变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试律间也。”（见《唐人试律说序》）很明显，按照这样的要求，试帖诗就不限于谨守试律的法度，而同时具有了雅正的体格、精巧的构思、高远的兴象以至超妙的神气，方有可能跻身于第一流诗歌作品的行列之中。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必须有这样的理想，才足以激励习作者不安于故步，而能继续保持“向上一路”的追求，不断地精益求精。
　　以上对清康、乾之际选唐试帖诗的情况作了一番简略的考察。我们说过，出现这股“选唐风”的直接动因来自清廷的科举改革，但就实际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资料的搜采、知识的传播、法式的推敲以至理论的探讨，都远远轶出了单纯应对科考的实用目的，使得唐试帖诗的流传、影响与研究均上了一个台阶，达到唐以后空前未有的盛况。由此看来，这股“选唐风”的生成还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那便是清盛期学术文化建设的需要。清代本就是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阶段，诗歌艺术传统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集大成的地步（如所谓宗唐宗宋、宗盛唐宗晚唐、宗李杜宗王孟各派诗学纷然杂陈，交相为用），试帖诗作为诗之一体，且本身肩负着点缀升平、鼓吹休明的政治功能，它之受到执政者的青睐，迅速被推向广泛的社会传播与习作研讨，自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这股热流并未能在艺术创作上留下多少坚实的成果，这是由试帖诗自身的性能所决定了的，况且随着大清盛世的消逝，热流也就很快转为昙花一现，这只要看乾隆之后唐试帖诗的选本，历史记载仅嘉庆年间所刊喻端士《唐试帖约》二卷这一种，便可知其彷佛。
　　然则，这股“选唐热”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自然是有的。概括地说来：一是通过唐试帖诗的多种选本与广泛选读，向广大社会人士（主要是文士）普及了试帖诗的作品及其相关知识，为人们了解和掌握这一诗歌样式，继承这一快要中断的诗歌传统提供了帮助。二是推进并深化了对试帖诗的理论探讨，不但评论其具体作品，研究其具体作法，还将问题真正升格到学理的层面，对试帖诗的历史地位、文学功能及其自身的体性、体格、创作规程以至美学范式，都作了有一定深度的阐说，在诗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吸取。其三，还要看到，修习试帖诗之风对于推动整个文学界关注律体与诗法的学习、讨论，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知道，盛清一代尽管各体诗歌并行，而律体尤为人关爱，专选或合选五律、七律及五言长律的选本不下数十种之多，也是此前所未曾有的。写律诗便要讲究章法、句法乃至字法，讲究对仗与声韵的作用，于是又将人们引向诗法的探讨。试看当时的选本，会发现大量指点作诗方法的评语（如风行一时的屈复《唐诗成法》一书，即以讲诗法为标目），连带诗话与诗论中也多述及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情况的出现自不能纯归功于试帖诗的修习，但试帖诗热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则亦是不容否认的。总之，唐试帖诗选读与研讨构成了清盛期诗坛上的一种特殊景观，需要正视这个现象并作出有意义的解读。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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