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
作者：陈伯海
试帖诗的再度受重视，从总体上看，当是清代文教昌盛、学术兴隆的结果，而其直接的动因还是来自科举。清承明制，开国后以八股取士，故清初一段时间里试帖诗仍无人问津。至康熙中叶，朝议以为单试八股无以显现士子的文学修养与才能，遂有加试试帖诗的动议，事虽未果，却已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促使人们开始重视对试帖诗的研习。而要找寻学习的样板，当然非唐人莫属，一批唐试帖诗的选本便应运而生，流传于今并为人们知晓的计有：毛奇龄《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1701）刻本；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赵冬阳《唐人应试》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刻本；叶栋《唐诗应试备体》十卷补遗一卷，康熙五十四年刻本；毛张健《试体唐诗》四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此外，虽非试帖诗专选而仍着眼于相关诗体者，如：黄六鸿《唐诗筌蹄集》四卷单收五言六韵长律，花豫楼主人《唐五言六韵诗豫》四卷收496家五言六韵诗1400首，以及牟庆元、牟瀜选注的《唐诗排律》收267家五言长律510首，亦皆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想来同这场“试帖诗热”不会没有关联。
加试试帖诗的动议，康熙朝虽未付诸实施，至半个世纪后的乾隆时却又旧事重提，且获得正式通过。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又“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均见《清史稿》卷一〇八《志》八三《选举三•文科》)。这样一来，自然又掀起了一阵选读唐人试帖诗的旋风，一时间出现大量选本，如：张尹《唐人试帖诗钞》四卷，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王锡侯《唐诗试帖详解》十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朱琰《唐试律笺》二卷，同年刊；秦锡淳《唐诗试帖笺林》八卷，同年刊；陈《唐省试诗笺注》十卷，同年刊；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纪昀《唐人试律说》一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又有《镜烟堂十种》本)；另恽鹤生、钱人龙编《全唐试律类笺》十卷，张桐孙《唐人省试诗笺》三卷，范文献、黄达、王兴谟合编《唐人试帖纂注》四卷补编一卷，以及钟兰枝《唐律试帖笺释》等，均刊于乾隆年间。至于由试帖诗而扩展到选录唐人五言长律，如徐曰琏、沈士骏编《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六卷，蒋鹏翮《唐诗五言排律》三卷，梁国治《唐人五排选》五卷，沈廷芳、陆谦编《唐诗韶音笺注》五卷，以及将应试诗与应制诗合选合刊，如李因培选评、凌应曾注《唐诗观澜集》二十四卷，周京、王鼎等编《唐律酌雅》七卷，陶元藻辑评《唐诗向荣集》三卷等，亦皆刊刻于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五年间，自不能不与科考改革相关。总计以上知见书目，仅乾隆一朝刊行的唐试帖诗选本（包括稍稍扩展范围的）就有18种之多，加上康熙中叶以后的8种，共26种（未曾著于典籍并流传至今的当更多），这与宋明间仅4种入录相比，对比鲜明。于此当可表明，清康、乾之际确有一股修习试帖诗的热潮存在，竞选唐人试帖即其表征。
那末，清人是怎样来选编和评说唐试帖诗的呢？先来看选编，这里有几个动向可加注意。一是搜采的范围不断有所扩大。早期的代表性选本，如毛奇龄、毛张健所编皆只四卷，选诗亦仅一二百首。至乾隆朝选本，便常扩展到八卷、十卷乃至十九卷之多，录诗数量也大为增加。像陈《唐省试诗笺注》即将宋《文苑英华》一书中所保存的唐人试帖诗460余首悉数收录，而恽鹤生、钱人龙编《全唐试律类笺》，在采录《文苑英华》之余，又从《全唐诗》里搜辑并增补了试帖诗200余首(据杭世骏《唐律类笺序》所述，见《道古堂文集》卷八，清光绪十四年汪氏振绮堂补刊本)。这一趋向反映出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加大，即不但要从能作为范本的试帖诗里学习技巧，还形成了对这一诗体进行全面了解的兴趣。
第二点需作说明的，是诗作的编排上多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较早如毛张健《试体唐诗》，虽仅选219首诗作，却分成颂述、天文、时令、地理、花木、金玉、音乐、鸟兽、杂题、应制、早朝、寓直等十五类编列。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则每卷各为一大类，每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如：卷一为赋物，内分天、地、乐、文、武、珍宝、器用、祥瑞、花草、木、鸟兽、鳞介、虫十三小类；卷二为赋事，内分天、岁时、地、人事、宫室、朝省、音乐、文、武、珍宝、服用、花木草、鸟兽、鳞十四小类；卷三为应制，内分岁时、扈从、燕享、咏物四小类；卷四为酬应，内分宴集、赠答、登临、送别、寄怀五小类，总共四大类三十六小类。这样的分解便于人们将同类题材的试帖诗放在一起比较、揣摩，更有利于科考时的相题赋诗，自不待言。于是这种编排方式后来便相沿成习，以至一些选本直接用“类释”、“类笺”等字样标目。
还有一个特点可加关注，便是这类选本在选诗之外，多附有注解、评说、圈点乃至考释性文字（当然有繁有简），以辅助读者的阅读与欣赏。像最早的毛奇龄《唐人试帖》一书，在所选每首诗后便都有注释与评点，或在诗句中用双行夹批，或在诗末用尾批，且常以“破题”、“承题”、“中比”、“后比”等字样来提挈章法、落实题意，很受读者欢迎，以至吴学濂编《唐人应试六韵诗》时考虑将其“备录附览”（见吴氏所撰“例言”）。注评文字往往愈到后来愈加详细，如臧岳所编《应试唐诗类释》中，每首诗后的“注释”部分要分成题解、附考、音注、质实、疏义、参评、阙疑等七个项目，可谓详尽。此书在卷首还列有《应试唐诗备考》一目，就“试帖有六韵八韵四韵二韵之不同”、“押韵有用韵字不用韵字或平仄之不同”、“试帖为八比之始”、“唐取士之制”四个问题作了考释性说明，亦是为了帮助读者增进对科考制度和试帖诗体例的了解。类似这类考释文字的，如陈《唐省试诗笺注》中附“省试诗”一文具体介绍省试诗的诗体特点，又恽鹤生、钱人龙编《全唐试律类笺》中附《声调谱》详细讲解五言长律的声调构成，都起到了普及有关知识的良好作用。
现在再来看一看清人对试帖诗的评说，主要不是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而是要把握他们有关这类诗体的认识和写作要求。
首先，关于试帖诗的写作意义问题。清人究心于试帖诗，自是为了应对科考，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毋庸饶舌；至于科考试诗的目的，多归之于圣天子发扬风雅、培育英才之类套话，亦不必深究。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看待试帖诗的文学地位与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毛奇龄和毛张健都发表了颇有价值的观点。毛奇龄在《唐人试帖序》里开宗明义声称：“夫诗有由始。今之诗，非风雅颂也，非汉魏六朝所谓乐府与古诗也，律也。律则专为试而设。唐以前诗几有所谓四韵六韵者？而试始有之。唐以前诗又何曾限以三声四声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韵？而试始限之。是今之所为诗，律诗，试诗也。乃人日为律，日限官韵，而试问以唐之试诗，则茫然不晓，是诗且不知，何论声律？”这段话将“今之诗”与“古之诗”严格区分，断言今诗属于律体，而“律”则起源于“试”，这样一来，科举试诗成了今诗的源头，而试帖诗也就俨然成为今诗的发端与正宗了。像这样来为试帖诗“正名”的言论，过去还未曾听说过。当然，此说并不科学。我们都知道，声律之讲求在齐梁时即已酝酿发生，至初唐沈、宋诸家渐告成熟，而科考试诗赋的制度正式确立于玄宗开、天年间，实际上是律体的兴起和形成促使有司采用为科考形式，并非科考创建了律体，这一点已构成当前学界的共识。但就另一个角度而言，科考试律，必然会推动士大夫文人去认真研习律诗的体制与写作技巧，对普及与完善这一诗体，并不断提升其艺术水平，显然有好处；而试帖诗作为科考的规定样式，直接传递着科考的信息，它在政治驱动与文学创作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亦毋庸置疑。据此，则毛奇龄高扬试帖诗的地位，把它看作由“试”至“律”的联系纽带和转折枢纽，亦不为无见。与此相呼应，毛张健则着意突出试帖诗在规范诗歌法度上的功能。他在《试体唐诗杂说》一文（附于《试体唐诗》卷首）中讲到：“局法者，规矩也，诗文以及百工技艺莫不由之。而今之为诗者，语尚好句，则轩眉而喜；扣以法，则默然。此非心畏其难，即漫持一不必然论，宜其卤莽决裂与古人相谬戾也。”这里说到作诗以法度为先，那么，试帖诗在规范法度上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文中进一步指出：“五言不专六韵，唐初应制诸诗可考。试必以六韵者何？盖权乎长短之宜，而取其中以为式也。”（见《试体唐诗杂说》）在《试体唐诗序》里，他还就这“取其中以为式”的意思更加发挥道：“试诗仅一体耳，然长不病冗，而短不病促，段落之起伏、章法之照应，胥于是焉在，可以扩之为五七言长篇，而敛之为五七言八句。学者习之，以为应时传世之具，莫善于此。”这就把试帖诗的“立法”功能解说明白了。平心而论，科考试诗由于限制过多，难以产生好的作品，但它对体制、章法的严格讲求，确实能在技艺训练的层面上起到某种样板的作用，而五言六韵篇幅适中，也为各类诗歌写作提供了弹性的规范尺度，这些都是我们客观地评价试帖诗的历史地位与文学功能时所不应忽略的，故清代选家的上述意见值得我们仔细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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