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启蒙时代》
作者：王安忆
父与子的关系可说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整个写作的线索之一，《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都是这一线索上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悲剧的命运。而“文革”特别让这命运变得突出，那就是父也孱弱，子也孱弱，其间的承继更孱弱。我要让这命运放大到不可回避的笼罩性的程度，所以就有了“南昌”和“父亲”。对于这一对父子，承继的问题变得显形。甚至日常化，于是，构成了故事。这个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将思想作常态的表现，或者说，如何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
钟红明：你的小说的语言比较缜密。层叠，绵长，这后面需要体验，更需要理性的能力。也有人说读你的小说挺累的，你怎么看?
王安忆：在写这部小说时，我也努力想使自己的叙述更有趣味一些，但感觉很难，有一种沉重和严肃，我预料这将给阅读带来障碍，但也寄希望于读者对我的信赖。这部小说似乎很难洒脱，写得比较紧张。令自己满意的是它比较硬实，问题是阅读负荷过重，我也不能滥用读者的信任。这两点应该是可以协调的，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叙述，如何清楚，准确，生动，又保持格调，是写作者将以毕生来完善的任务。
钟红明：你如何定义小说中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小说其实就是表现日常生活，我常常将小说定义为“曲”。日常生活是小说的肌理，难的是要给予思想，否则，它不免会流于庸俗。小说是俗世的性格，但在它的内心，应该有严肃的思考。这也是“五四”的小说传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将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入了俗世艺术。
钟红明：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有怎样的内心生活呢?
王安忆：内心生活可说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离，就会有一些成分自生自灭。形成一个微观的生态世界，这才可能对那个公认和共识的大世界作出别样的观照。当下时代显然是对内心生活的挑战。传导的渠道和方式太多，它们可说是粗暴地打破隔离，使得个别的性质迅速融入公众潮流。而内心生活里应有一些是不能传导的，好比隐私，又像积垢，是一些垫箱底的储存，它可能永远不示于人，可有它在没它在却大不一样。现在，能不能守持住这个天地，就看作家的抵抗力，其实也是艺术的才华所在。
钟红明：常常听到某些地方的作家说，“我们很有生活呀”。可是看了作品却觉得没有深度。
王安忆：生活当然是重要的，那些经验性的材料都来自于生活，它不止是构成写作的情节，还是情感的发生。对于我这么一个生活经验单薄的写作者，故事和情节常会使我感到匮乏的困难。但是，决定是不是小说家并不是有没有“生活”，而是如何认识“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与方式在各人都有不同。可说千种万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小说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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