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再见雷震
作者：聂华苓
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耽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 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十一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能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
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 不行! 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 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计程车，说台北的计程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计程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真的恍如隔世。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咽泪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 眼镜呢? 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看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 我还能干什么? 真是庸人自扰! 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 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 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 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 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 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 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 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的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 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 我又不肯写了! 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 我有何罪? 关了我十年! 还不准我写回忆录!
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
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
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 外国记者更厉害! 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
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 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 中共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 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 那是国民党的事!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后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因摄护腺（前列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雷先生去世。
一九七四年，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一九八八年余纪忠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
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一九六四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七十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一九八四年，中国大陆在奥运会获得十五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登出。海外版也登出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止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
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我上了黑名单，多年不能去台湾，也不能发表任何文章。一九八七年，陈怡真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十五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华苓：
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做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 敬颂
康健
余纪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几行字，含义深刻，情谊真切。余先生的邀请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不予签证。余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层人士终于允许我入境， 但是，警备司令部不批准。余先生又得奔走。最后，他们要我写保证书，保让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为“共匪”做宣传。余先生知道我不会写什么保证书，对他们说：那她不会来了。实际上，我从未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也从未为任何党派做宣传。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由他为我保证。我得到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电话，对方说可以给我签证了，但是严厉警告我：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为匪宣传。
一九七四年，我同Paul到台湾几天，只为探望坐牢十年出狱的雷震先生。听从朋友的建议，我们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一九八八年五月这次可不同了。我们是余先生的“嘉宾”，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的聚会，和新朋友的相识。我们晚上抵达台北，余范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机场迎接。到旅馆扔下行李，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喜遇知音。每个人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都在庆祝那象征性的一刻，台湾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
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们，煞费苦心邀请了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瑶、王文兴、蔡文甫。十几年不见余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为安格尔在座，他用英文讲到我们为民主的努力。其实，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在台湾本土努力，更为艰辛，更为可贵。
我和《自由中国》的朋友们，在一九六○年雷震先生被捕《自由中国》被封以后，飘零二十八年，终于又相聚了。雷先生已作古，殷海光已去。傅正、夏道平、雷夫人都还健在。怀旧，谈今，不知道的，不能谈的，全都吐出来了。真是世事两茫茫，恍如隔世人了。
我和Paul也带着鲜花去空军墓园，为我年轻守寡的母亲和年轻丧生的空军弟弟扫墓。鸟鸣依旧，蝶飞依旧，母亲墓土已裂，苔痕满地。Paul和我一同向母亲行礼，我泪流满面，他也泪汪汪了。他说我们两人的母亲很相似：好看，聪明，幽默，坚强，他同时在向两个母亲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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