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失语”的中医
作者：邓文初
在科学主义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纯粹的学理探讨。同样，在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背景之下，也不会有冷静的文化对话。科学主义无益科学的传播，而民族主义也同样无法挽救中医的命运。那么，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如果不准备闭关锁国，而是要与西医西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求得生存，作为国学的中医该如何自处呢?
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看，中西医的冲突，确实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中西医各有不同的学理，只是，在这样的不同话语系统的对话或冲突中，要保持对话的有效性，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谓的“共享知识”，或称为共同的知识结构。而在民国以来，可能作为这一共享的知识结构的惟一话语，就只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话语。也就是说，采用西医的分类以及西医的术语系统，是有效对话的惟一选择。然而这样一来，中医就必然面临着失去自己的独立的符号系统，从而也必然失去自己的话语权的命运。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怪圈在当时已经被国学大师章太炎体悟到了。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发生的中西医之争日趋白热化的过程中，章太炎始终表示极大的关注，但他却一直不参与这种纷争，而是在与论争当事人的私人讨论中，化解逐步升级的冲突，引导论争的方向。
章太炎对待中西医冲突的态度，用海外汉学界的术语来说，就是采取一种“隔离的智慧”。他一贯认为中医不可废，中医有着自己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但中医也有它的缺陷，中西医乃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固然将中医说成是所谓的“哲学医”是可笑的，以五行阴阳来谈中医却是更加可笑。“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章太炎《中国医药问题序》)章指出不要在言论上与西医较胜负，也不要亟亟于依附官学，往国立大学里钻，而应在扎实的医疗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中医盲目自大，看不起西医，与西医借着中医理论中夹杂了某些迷信毒素而要废弃中医，同样是错误的，中医的自立在于努力实现“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而此能治者”，这才是中医求生存的出路。中西医应该取长补短，以创造出有我国特色的新医学。
在对陈存仁的一次谈话中，章太炎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做了解构式的分析，将被西医指责为迷信的一部分学说剥离中医的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的生存依据，在学理上重建自己的理论系统，重新厘定中医术语体系，在话语上找回自己的发言权(见《章太炎全集》第八卷前言)。
就在中西医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章太炎在上海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的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并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中国医学院两次发起全国中医学教材编辑会议，在中医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方面为中医的复兴打下科学的基础。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也已尘埃落定，回头看这一幕文化对话的大戏，也许有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但回首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生存其间的地球村，这样的话语冲突又何曾结束? 越来越密切的文化接触，迫使我们“失语”；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些被迫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语系统乃至日常语言，而在霸权话语的势力范围内，使用非母语来言说自己的思想，那语意被强行扭曲与切割的痛苦，那邯郸学步般的结结巴巴的困窘，有谁没有身历，而又有谁能够忘却?
二○○三年十月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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