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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中医
作者：邓文初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做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附录317页）。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见《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13页）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一九二九年的取消中医案的争论；一九三四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一九四一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一九二○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四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意识形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傅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八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一一八号、一二○号及一二一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一九四一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一九二○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五七五页日记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
到了一九二九年，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在建议废止中医的西化派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对西医的论争，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见张鸣：《旧医，还是中医?》，《读书》二○○二年六期)。将学理的争论，泛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将科学作为宗教信仰来对待，显示在当时的语境中唯科学主义的话语已经成为主流。有趣的是，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与生理学训练的傅斯年，在面对中医的辩驳时，也免不了科学主义的独断与霸权。一九三四年傅在《所谓国医问题》中，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篇很能代表西化派的中医观：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见《独立评论》115号傅的文章)
傅斯年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西化派的话语中，中医问题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的。科学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性，科学由此变成了“唯科学主义”。
不能说傅斯年对中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没有一点的学理因素，但在唯科学主义的观照之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在傅面对的中医的辩驳中，中医的实际疗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这一问题，傅斯年的办法是，通过对“疗效”一词的语意拆解，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的名词”的范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必须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这样，傅斯年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惟一立足的依据。
胡适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场论争，但在一九三五年给《人和医学》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医的看法。他从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明落后了两千年，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在中西医的论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双方便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在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是辩方。杜少时从父兄学习中医，后又自学西医，兼备中西医汇通的医学知识，在论战中，杜不赞成余的否定中医的观点，但他却认同以阴阳五行附会一切是庸医所为，中医有数千年的经验，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象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的细微之处，世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杜的这种将科学的研究范围归入物质，而将精神与社会从中分离出来的科学观，实是此后的科玄论战的先声，也说明在杜的时代，中学、中医医理还拥有自己的合法的话语权，但即使这样，杜在论战中还是采取了以科学话语解说中医学理的策略。他说，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其实，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一切疾病都是循环障碍的现象。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医理的做法，开启了此后中西医论战的基本格式，可谓影响深远。
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阴阳五行的学理可以追溯到《尚书》、《黄帝内经》、《素问》，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与历史中的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中找寻源头，临床试验可以祖述三国时的扁鹊……然而有趣的是，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
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的文章的遭遇为例。
傅斯年的文章在《大公报》刊发后，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八月十八日陈泽东受天津中医公会的委托写一反驳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投《大公报》，被拒；又投《独立评论》，当时任主编的胡适同样拒发，其理由是：“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如果你还记得吴稚晖的“把线装书丢到毛厕里去”的新文化运动口号；如果你还记得陈独秀的以科学之是为绝对之是，你就会明白，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要保住自己的生存地位，惟一的方法就是向科学话语投降，归服到他的门下。
但中医却始终在寻找突破口。
一九四一年，当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而民族主义话语此时成为当时代的主流话语时，孔庚巧妙地利用这一背景，将中医争夺生存权的话语从学理的探讨转换为民族求生存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西医冲突的喧嚣，由此而笼罩了国民参政会的议席，学理的论辩淡出，而意识形态的争执充斥了文化冲突的话语场。
只要看一下孔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系列提案的名称，就可以明白孔庚是如何在中医的论辩中塞进了民族主义的话语的。
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孔庚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参政会第三届会议孔庚提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
在会议期间，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曹叔宝对孔的提案的附议便是。同样，曹的中医提案中充满的也是民族主义话语：
《协调中西医主张，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以保人类生命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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